《关雎》中的淑女形象

　　“淑女”是《诗经》中最为重要的女性形象之一，在关雎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关雎》是《诗经》的压卷之作。自先秦起，《论语.八佾篇》便有记载，“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上博简《诗论》则从“色”、“礼”等方向偏重论析了《关雎》的诗本义。及至汉代，《诗经》初步奠定经学地位，《关雎》一篇更愈发受到学界从诗教、乐教和女教等多重维度的关注。两宋时期，苏辙、朱熹等学者加注《诗集传》、《诗序辨说》，形成了长期与尊序派对峙的废序之声，并分别从“情”、“理”等角度为《诗》添注。因而两千多年来，有关《关雎》释义的说法可谓众说纷纭。而诗中的“窈窕淑女”的形象，也因被历代学者延引为理想女性的典型而盛传于世，千年不衰。

　　本文就将从先秦、汉、宋的典型注本出发，结合历代审美标准，对《关雎》中“淑女”这一对象的内涵及其形象作简要分析。

　　一、“淑女”形象的内涵所指

　　古人对《关雎》“窈窕淑女”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以后妃为代表的贤德女子;二是指贤人。在封建诗教的背景下，《关雎》一诗的教化作用一直盛于其抒情作用。及至近现代，视其为纯粹表达男女恋慕的情爱诗的说法方才逐渐兴起。

　　(一)后妃说

　　先秦《毛诗序》最早记载：“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始指称《关雎》中的“窈窕淑女”为可以“风天下”的后妃。而此种说法也在后世汉唐学者间得到了最多附会，成为学界认可的主流说法。

　　与近现代学者从“诗本义”的角度，偏重理解《关雎》中的抒情价值不同，《诗序》主要采用陈诗义、用诗义与赋诗义等手法对《诗经》进行理解，解读的视角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自春秋时期起，孔子即赋予《关雎》一篇以极高评价，认为其在诗歌与音乐方面都建树斐然。《韩诗外传》卷五中记载，子夏曾询问夫子，《关雎》何以为《国风》之首，夫子回答，盖因《关雎》之道为“天地之基”，“王道之源”，《六经之策》悉皆“取之乎《关雎》”，可见《关雎》“正人伦而立纲常”的教化作用。而西汉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即将孔子命定的官学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奉为教化正典，《诗经》举足轻重的经学地位得以稳固建立。诗学礼教，讲求“以礼节情”，以道德为主要命题，故尔《关雎》不是单纯的爱情诗歌、而是美贵族婚姻的教化范本的解读基调得以确立和流传。

　　而诗学发展至宋代，依据先前《诗大序》的猜测①，学者们又对“淑女”所指称的后妃形象进行了具体对应的阐释，认为这位德仪天下的贤妃即为周文王之妃大姒。欧阳修称谓此诗曰，“述文王大姒为好匹如雎鸠雄雌之和谐尔”;而朱熹亦在《诗集传》中进一步明确，《周南.关雎》“女者……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将“淑女”形象进一步具体化。这与毛诗序《二南后妃夫人说》中认为《关雎》只是赞颂“周家世有妇德，而非专美大姒”②的论点是截然不同的。

　　(二)贤人说

　　求贤说并不是《关雎》解读中的主要说法，但却是历代注本中都有所体现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声音。《韩诗》中将“君子好逑”直接记载为“君子好仇”，而学界以闻一多先生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这与《周南.兔置》中：“肃肃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肃肃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中的“好仇”是同一个词。而《兔置》中的“好仇”意为“腹心”，是指公侯的知交心腹，在职能上与武夫相对，因此“好仇”所实际指代的对象是公侯身边的文臣或是贤人。而上博简《诗论》、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时期抄本《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种皆有重要批注，称《诗经》是“(以)色俞(喻)于(礼)”，认为诗歌中思色即是思礼，“淑女”之为女色，实际是指代贤臣，这种手法与楚辞中以“香草美人”隐喻名士大夫的用法是同理的。因此《关雎》一篇并非爱情诗，实际为君王求贤诗，而“淑女”则是令君王梦寐以求的治世贤人。

　　《礼记.曾子问》中记载，“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肆亲也”，即婚姻嫁娶举行仪式时，现场是禁止奏乐的，这与一些学人认为《关雎》中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指君王求爱于有贤德品行的淑女，先以琴瑟向其示好，再以钟鼓明媒正娶的猜想相悖。再者，“钟鼓”之乐在古时是“大乐”，并不用于婚丧嫁娶之事，而只有宴宾、祭祀等重要场合才会出现。参见《周礼.乐礼》“飨食诸侯，序其乐事，令奏钟鼓”，而这种说法也与君王礼敬贤人的解释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