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与纳兰性德爱情词的比较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两位影响深远的伟大词人，李清照与纳兰性德所处时代虽然相距甚远，但其在中国词学史上留下的恢弘成就却一直为后世所称道。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作为历朝历代被压迫和被束缚的女性，她们的地位一直处于为社会所同情、所期望拯救的阶层。而作为广大被压迫女性中寥寥可数的女性作家，她们能够在封建礼教重压之下袒露内心世界、大胆释放情感穿越历史的樊篱留下经典作品的却是是屈指可数、凤毛麟角[1]。李清照，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女性著名词人，在男尊女卑，推崇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2]，以自己的柔弱之笔创作出无数流传于世的词曲名作，是何其不易，何其艰难。后世学者认为，其恢弘的词学成就不仅助推了宋词的繁荣，更开启了中国婉约词的一大词风，文学成就显著。

　　李清照是宋代杰出词人，抒发诚挚、纯洁的爱情是其词的主要内容[3]。李清照在爱情词上所取得的成就无可厚非，与此同时，作为与李清照所处朝代相距甚远，且身为一代顶天立地之男儿的纳兰性德，却以自己委婉细腻的笔触，书写了一篇又一篇的爱情词名作，其辞藻之细腻，境界之幽美，至今仍让人唏嘘惊叹，赞不绝口。

　　一.同样的词风，同样的细腻温婉

　　李清照祖籍山东济南，据有关史书记载，其母为王氏，“亦善文”，在这样良好的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李清照，不仅在诗词歌赋的创作上造诣极高，而且精通音律书画等。李清照有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和无拘无束的少女时代，有着开明的父母和富裕的生活环境[4]。如此家庭环境和家庭氛围的熏陶，都为李清照日后的极高文学修养和文学造诣提供了良好的孕育土壤。

　　同李清照一样，纳兰性德也出身于名门，从小家庭环境富裕。他出生于满洲正黄旗，乃是当时清朝重臣明珠之子。他天生富贵，衣食无忧[5]。据记载，纳兰自幼聪颖，肆力于六经诸史百家之言，性好诗余，好书法等[6]。李清照和纳兰性德他们二人相同的家庭环境对他们后来极高的文学水平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有利影响，也因为早期家庭环境的优渥，因而在他们的人生后半段，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家庭及人世的变故之后，人世的浮浮沉沉和世事的坎坷沧桑就更容易给他们的文学作品打上烙印。对世事、对人世的无望灰暗了他们原本幸福明亮的心境，无尽的愁情无处派遣，因而只能寄托在文学创作中，从而影响了二人温婉细腻的婉约派词风的形成。

　　《纳兰词》词风清新隽秀，哀感顽艳，淡雅而又不乏真情实意，凄艳哀婉却并不媚俗[7]，后世学者常以“纯任性灵，纤尘不染”来形容他的词之风格。在他的词中，自然流动的不仅有美好的感情，更有纯真的真情，这些与词人所处的繁华生活截然相反，因而从他的词中，我们读到的，也是与词人繁华生活截然相反的一种无法言说的寂寞和孤独。无论是“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又到断肠回首处，泪偷零”的孤单，还是“妆罢只思眠，江南四月天”的寂寞，抑或是“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美丽朦胧，从中，我们所品味到的，都是词人对爱情真真切切的真情流露，缠绵悱恻，哀婉动人。

　　李清照的词也以温婉细腻而著称，从“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中，词人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无尽愁思，以愁思来的如此之快含蓄而委婉地表现了自己对心爱之人的无限思念。从《武陵春》中，透过“风往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等这些词句中，特别是 “欲语泪先流” 一句，全词未着一“悲”字，却又将无尽的悲伤之情蕴藏其间，含蓄内敛，从中，我们看到的是词人对亡夫深沉的悼念和无尽的相思，凄婉回环，感人至深。

　　二.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愁情

　　李清照和纳兰性德的爱情词都以多愁善感见长，在他们的词作中，“愁”字几乎随处可见，以此来抒发郁结于心的不尽愁绪。但仔细比较李清照和纳兰性德，我们又发现了它们二人愁情的诸多不同之处。 　　总体说来，若以时间为线，李清照的爱情词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而此时间线，当以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之死为分割点。在李清照人生的前半部分中，其创作的爱情词与其后期的相比，词的意境更为开阔，内涵也稍些深刻。李清照的爱情词中，她的愁既有个人际遇之愁，也有因家园之愁、亡国之愁而导致的爱情之愁，其愁源的多变性，既与其所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也与当时词人所处境遇有一定的关联。例如李清照的早期作品《浣溪沙》中，词人就以“半笺娇恨寄情怀，月移花费影约重来”来表现一个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活泼少女的相思愁绪，此种感情的流露，自然与词人早期尚且幸福的婚姻生活有关。又如《点绛唇》中“见客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其中，词人不仅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副情趣盎然的闺中游乐的画卷，其“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也运用一系列的动词，刻画了一位轻灵姿秀、活泼洒脱的少女形象[8]，美好而又纯洁。李清照的后期作品，因丈夫的早亡，宋室的南渡，这些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词人的后期作品创作，因而这一时期，李清照的词总是透着无尽的愁，读着她的词，心中便有一种莫名的感伤[9]。所以在《一剪梅》中，我们才读到了“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中的起伏不定的强烈的相思情绪，让人也不免心生怜悯。

　　而在纳兰性德的爱情词中，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词人软弱而细腻的内心。其实，通过后世学者对纳兰词的研究，我们发现，纳兰性德的词作可以分为五个完全不同的类型，即爱情词、赠答词、悼亡词、边塞词，以及变表现日常生活中生命感悟的词。但是，在我们提到纳兰词之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仍然会是他的爱情词。的确，爱情词可以说是纳兰词最具特色，最能代表其个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不光占有纳兰词三分之一的篇幅，而且是其全部词中的精华[10]。如果说李清照的爱情词尚且集中在对家园、国家的身世之感上，那么纳兰词更注重抒发对其自身境遇的感慨，这些词的创作来源也多以词人的内心世界为基础，创作视野主要集中在词人的个人世界中。因而在纳兰词中，词人总是不断地强调自我精神，他向往庄子的逍遥，也向往陶渊明的隐逸，更向往袁宏道的真性情。例如《采桑子》中，“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潇潇，雨也潇潇，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醉桥。”这其中，词人以自己所听之乐府凄凉曲，又以所知所感的“风也潇潇，雨也潇潇”来表现主人公醒、醉皆无聊的内心状态。这词中，词人都是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的所知所感为创作基础和源泉，来淋漓尽致地为我们展现其因对曾经恋人的思念而导致的无处派遣的忧伤之情的。

　　与李清照在词中有时表现出亡国之悲相比，纳兰性德的爱情词更多地着墨于词人自己的一人世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词人自己个性气质因素的影响，也与其特殊的民族背景有一定的关联。在芸芸众生之中，感觉迟钝之辈固然不多，但也永远有敏感、深情、富于诗人气质的个体[11]。而一个人是否具有诗人气质，则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纳兰性德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婉约词派的一大著名男性词人，他无疑是具有高度的诗人气质的，否则他就不可能在以往以女性作家为代表的婉约词人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满族身份也是词人感伤词风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叶嘉莹先生曾说：“纳兰性德却曾自以其天性所禀赋的一份纤柔善感的词心，无待于这些强烈的外加素质，而自我完成了凄婉而温蕴的意境。”我们都知道，在魏晋时期，汉民族曾有过“以悲为美”的文学风尚。“以悲为美”的文学风尚是指，诗文创作应多抒发“忧生之嗟”，即诗歌创作应更多地哀叹生活的艰难，关注生活中的忧伤烦闷之事。纳兰性德属满族，而满族本来是东北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在入主中原以后，虽然受到高度发且成熟的汉文化的影响，但与同时期的汉民族相比，其文明发展程度毕竟比汉民族落后了数百甚至上千年。所以，此时初入中原的满族其文明发展所处的阶段，相当于汉民族在魏晋时期的发展阶段一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以悲为美”的文学风尚的再次出现，就在所难免了，这也是作为满族人的纳兰性德哀婉词风的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不同的婚姻，同样的悲喜

　　幸福可以在词作里定格，命运却往往抵不过光阴的磨练。纵观李清照一生，其婚姻生活前喜后悲。十八岁，李清照嫁给当时宰相赵挺之子赵明诚，成婚以后，夫妻如胶似漆，情深意重，他们美满的婚姻在李清照的一些小词作里都可以解读出来[12]。然而，靖康之难打破了他们温馨甜蜜的幸福生活。后来，宋室南渡，他们夫妇二人也随着朝廷一起逃难，再后来，赵明诚得病去世，之后，李清照便在颠沛流离和贫病漂泊中度过晚年，直至死去。婚姻生活的前后对比以及自身境遇的巨大转折都给词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而从李清照的早期爱情词中，我们读到的是“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俏皮美好。而从其后期的爱情词中，我们读到的便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无限凄凉。

　　与李清照前喜后悲的婚姻生活类似，纳兰性德终其一生，寻觅的或许也是生活的美满幸福。康熙十三年(1674年)，十九岁的纳兰性德与十七岁的卢氏成婚，婚后夫妻情投意合，琴瑟相谐[13]。然而，天意弄人，虽然纳兰与妻子卢氏感情笃深，不幸的是，婚后才三年，卢氏就病死了，这给纳兰性德带来了巨大的痛苦[14]。自此，其词创作多“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因而从纳兰性德的词中，我们看到的为数众多的是爱情词。而这些爱情词，又都是抒发词人郁结于心的痛苦愁情的。从中，我们读出的是纳兰无奈难解但又执着不渝的相忆相思，也正是这种强烈且真切的情感，才打动了当时以及后世的无数读者。

　　总而言之，李清照和纳兰性德虽所处时代不同，且一为时代、社会压迫之女子，一为顶天立地之男儿，但他们同相类似的家庭背景、婚姻生活和人生遭遇，却都为他们的诗词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创作源泉。他们对命运、对生活、对个人境遇的无限感慨反映在他们的词作上，便打上了深深的哀婉烙印，并逐渐成长为他们词风的一大特色，其文学价值至今仍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