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 檀作文

　　《三字经》中一些句子是从古代儒家经典中演化而来的，较好地表达出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

　　传统中国最著名的蒙学教材是“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千家诗》选的是唐宋人五七言绝句，其余几种也是用韵文写的，实际上是押韵的诗歌。以“三百千千”为代表的传统蒙书，在文体上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押韵，二是节奏明显。这些书，小朋友们念起来朗朗上口，不觉得枯燥。念着念着，也就记住了书中的内容。传统私塾又流行用一种近乎歌唱的调子来念这些书，普遍用拖腔，抑扬顿挫，尤能突出“美听”效果。这种念书方法，今人称之为“吟诵”。此即传统中国之“诗教”、之“乐教”、之“视唱练耳”。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传统私塾年代。但我儿童生活的记忆，有不少是关于这方面的。先祖父科凤公是1920年生人，他的外祖是我家乡皖西南清末民初著名的私塾先生。科凤公仅随外祖读过一年私塾，但却是那个年代村里唯一的文化人。村里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所有的文字，都出自他手。上世纪80年代，我读小学。每逢祖父写春联，我总是在边上看。祖父一边写，一边念给我听。祖父念对联的调子，和我在学校里学的普通话读书全然不同：有的字音拖得特别长，有的字音又念得很短促;而且是方言腔。我虽不明就里，但觉得很好听。祖父见我听得入神，每每也教我念几句“赵钱孙李”、“天地玄黄”。祖父过世之后，我再没听过有人这样念书;直到上个世纪末，在北大遇到先师莎斋夫子(吴小如先生)。莎斋夫子比科凤公小两岁，是著名文史专家。我常去莎斋夫子家里听他讲书，所讲多是诗文。第一回听莎斋夫子念诗，吓我一跳——怎么和我祖父念的这么像呢!也是有的字音长、有的字音短，而且节奏分明，带拖腔。我知道莎斋夫子祖籍皖南，一开始以为是地方特色。陪侍久了，才从莎斋夫子那里知道这是“依字行腔，平长仄短”的传统诵读法，是由传统诗文的文体特征和声韵规律决定的。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先祖父是用传统吟诵调念对联;他从外祖念一年私塾，是用“吟诵”法念“三百千千”。明白之后，我不由得对传统私塾吟诵教学佩服得五体投地。单就培养传统诗文修养来说，一两年私塾的读书效果，明显好过于现在的十年中小学语文教育。祖父的经历，也让我意识到童蒙诵读是何等的重要：一个人的传统文化修养，往往取决于少年时代有没有诵读过经典。

　　南北朝时期的大学者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这样叙述亲身经历：“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七岁时候背诵的长文，终身不忘;二十岁以后读的书，基本不记得。颜之推一面慨叹“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一面解释其原因是“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 颜之推语重心长地劝慰世人“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实际上是劝人要及早诵读经典。

　　传统蒙学重视诵读，是在最恰当的年纪，用最有效的方法，教青少年学文化。对于今天的国学及语文教育，颇有借鉴意义。有鉴于此，雒诵堂师法先贤，推出青少年国学系列课程，蒙学阶段即以“三百千千”为主而略有损益。以数年教学实践为基础，我们今天特向全社会推出《雒诵堂国学诵读本》系列丛书，第一辑包括《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五字鉴》《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七种。

　　蒙学读物在明清时期虽盛极一时，但却也善本难求，尤以《千家诗》《声律启蒙》为甚。雒诵堂多年来致力于蒙学版本收藏，但本人经眼的清刻本多存在诸种问题。故此，《雒诵堂国学诵读本》第一辑，文字底本考订，以择善而从为原则，并尽可能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

　　《雒诵堂国学诵读本》第一辑预设的读者对象是少年儿童，故编辑体例为大字注音本。注音采用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拼音以普通话为主，但考虑到传统蒙书的文体特征，对于严重影响叶韵和格律的关键字，则采用旧读和文读音，以确保韵文尤其是格律诗的“美听”效果。本套丛书，用右下加黑点的形式对全部入声字进行标注，用“黑体拼音”的形式对旧读和文读音加以标记;对于文本中的通假字和古今字，也用不同字体做了区分。标注入声字和古今异读，是本套丛书的最大特点。故此，本套丛书不仅适合诵读，还对系统了解传统诗文的格律常识颇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