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二哥毕业分配面临当时的四个面向选择，即或去工厂、农村、部队、商业，一切安排都由学校做决定。最终他幸运地被分配在本地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全家都为之高兴。虽说当时学徒工只有18元的工资收入，但在那个年代，能成为国有大企业的正式工人，无疑是十分光彩的事。上班后，二哥便雄心勃勃地策划起自己的未来。他打算每月补贴家用十元，零花钱尽量省着用，每月储蓄五元。这样，两年的功夫就能攒上120元钱。我问他一旦真的有了那笔“巨资”干什么？他极为神秘的告诉我，若是真到那么一天，就买一块“上海”牌全钢手表，并嘱咐我为他保密。当时虽说我还是个学生，听到他的这一想法即羡慕又惊讶。那个年代，能戴上这样一块手表，对于我们老百姓而言全然是一种奢望。
参加工作不久，二哥因工作表现好，厂里派他和一部分同事到天津去学习。临走时，二哥非常兴奋，对我许诺说，到天津后，兴许能逛一下著名的“劝业场”。那里面啥商品都有，遇上稀罕的好东西，一定给你们买回来。二哥当时说的无非就是那时出差的人们回家时买回的面包、饼干之类的食品，可这些东西在当时对于我们极具诱惑力。我小心眼里从他走后就一直盼着他早点回来。
在美好的憧憬中，日子过得很快。这天终于把二哥给盼回来了。可万万没有想到，见到他的那一刹那，与我想象中的情形大相径庭。二哥没有去时的风光样，而是满脸的沮丧，举动和话语都显得无精打采。给家里捎回的饼干、面包被冷落在一旁，连父母也是唉声叹气，全家没一点喜悦的气氛。原来，二哥在天津学习时，上街借用同事的手表看时间，兴许不习惯的缘故，抑或疏于防贼，他在不知不觉中竟把手表给弄丢了。出了这档子事，二哥心中非常的惶恐不安，一个青春阳光的小伙子，变得很自责，像是做错了什么大事，又无能为力。面对这突然发生的祸事，对于我们当时生活已相当困难的家，犹如雪上加霜。
家里为了筹措还手表钱，老少都省吃俭用，硬是过了很长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另外，母亲还找回了一个赚钱的活——糊纸袋。每晚将母亲扛回来的半成品牛皮纸袋再加工，制作成一个标准的纸袋。那时全家人一起忙碌，有的折纸，有的刷边，有的粘缝，有的糊袋。一直干到深夜，500个成品袋完成了，利润是一元钱。就这样，在全家人的齐心合力下，经过几个月的艰辛劳动，二哥终于把丢手表的钱还给了同事。而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却再也不想拥有一块手表的美事了。
1976年，我去农村插队当知青。头一年扣除口粮后余下30元钱，母亲用它给家里置办了年货，欢欢喜喜地让全家过了个富足的大年。第二年余下了90元，我便提议给二哥买块喜爱的手表。得到母亲的同意后，二哥高兴地不得了。他和我在百货大楼精心挑选了一块90元的“东风”牌半钢手表。望着二哥腕上亮铮铮的手表，二哥心里美，我也跟着高兴，那种感受比我自己戴上手表还惬意。
弹指一挥间，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生活已非昔日，世间百态天翻地覆地变化着。手表对于我们已成过去式。我手腕上的几代手表也无踪影。取而代之的计时物尽是高科技产品，诸如手机等，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以极大地方便和快捷。偶尔有人戴它，无非是一种配饰而已。去年春节，在母亲家中谈起此话题，不料二哥腕上还戴着他那块已磨得发黄的手表。他告诉我，这么多年了，这表除了擦擦油泥，走得还非常好。言语间流露出对此表的钟爱之情。是啊，一种旧物，虽说无所价值，可它承载的往事记忆却是沉甸甸的。有些故事甚至是刻骨铭记的，虽有些苦涩，咀嚼时尚有滋有味。
作于二零零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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