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父母的婚事,我们作为孩子的总不能指指点点。虽然我们后来能发表一些议论,但那已经远离了事件的中心,而且年代的确是有点太久远了。我们是用倒算帐的方法来推测父母的婚姻的,这容易造成信号失真,况且不管怎么讲,对父母是大不敬的,也是不公平的。离开事情的背景去静态地分析这件事情,会掩盖或歪曲历史原来的面目,使本来就很浑浊的事实,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但历史确实值得并需要回味和品尝,尤其是像父母这样革命者的历史。倒不是因为他们作为胜利者置身在成功的光环里而值得追忆,而是自始至终他们对自己的生活都糊糊涂涂地明白着,一直到现在——直到我父亲去世,母亲孤身一人——这的确让我们饶有兴趣。
如果用“革命”这个充满暴力意味的词把父母拉扯在一起,显然是简单和粗暴的。但事情的确如此,是因为革命,他们才走到了一起。那个时候我年轻的父亲像邻村的那些年轻人一样,被一本泛黄的书籍鼓动着,中断了学业,在昏黄的油灯下经过短暂地培训和宣誓,就开始一知半解地理解并执行革命任务。其实他还不知道,他已经渺茫地走进职业革命者的历史里,政治的追光灯对他的映照已经越来越清晰了。他警惕而机械地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口干舌燥地向那些木呐的人群宣讲着政治圣经,帮助惶恐不安的他们打开那些大户人家的粮仓,并把从他们过去“东家”的手上抢来的土地不由分说地送给他们,让他们从物质的意义上来图解革命。事情的结局可想而知。革命成功了,父亲也成功了。我想,不管打着什么样的旗号,瓜分别人财产的革命,即使现在再来一次,成功的胜算还是会比较大的。
父亲认识母亲的时候,她才刚刚走出校门。对红色事业的追随让她站在了父亲身后,身影单薄而坚定。神圣的光芒穿透她纯洁的心灵,让她有了持久而轻微地震颤。对政治过度的敏感,是他们那个时期革命者的普遍症候,类似于低烧和触电的感觉。虽然他们都正值谈情说爱的年龄,但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问题,好像革命者都没有青春期。个人感情被搁置起来,那些偶然发生的青春骚动对自身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被作为低级趣味被排除掉。那时正处在破坏和建设的初期,百废待兴,几乎每天都有大事发生。爱情作为奢侈品从大众的生活里被流放了,生活因此而单纯起来,或许是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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