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成都散文

　　20xx年11月4日，离立冬尚有3天，但从夏天一路走来，这时候感觉已经很冷了。儿子在重庆过完国庆到成都后，将近一个月没有见面了，这天是我去看他的日子。

　　儿子高中就读于成都一所重点学校，由于离家较远，学校住宿条件差，他与另一位同学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本来他计划是住读的，报到后，学校分配他与另外四位同学，在校舍三楼住。没两天，又重新安排他们到一楼，与其他五人居住。那天晚上，儿子与同寝室的四人都不愿搬，一是熟悉了环境，习惯了起居生活和学习，二是一楼地势低矮，光线不好又潮湿。因而提出楼下五人到楼上来住，并各自给家长打电话，希望得到支持。

　　熟悉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在目前的大环境中，孩子们的愿望不但得不到尊重，校方还会认为冒范了权威，绝不会答应孩子们要求的。中国式教育在完全产业化后，己经脱离了教书育人的宗旨，更与倡导人性自然的本质相违背，融入了太多的功利、金钱和物质等要素，不但自己堕落了，还把堕落的观念渗透到教育、管理和对待学生的行为中。果不其然，当晚9点多的时候，校方不顾孩子们投诉媒体的威胁，强硬地把孩子们赶到了一楼。当时，我正与儿子通着电话，突然听到了一个粗暴的声音，“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儿子的手机马上挂了，再打电话和手机，一直处于盲区状态。我那时的心情，犹如儿子落入了虎狼之手，充满了担心又无可奈何！

　　深夜一点多钟，接到儿子短信：我己搬到一楼。宿舍中有两个不良室友，喝酒唱歌放音乐，却没人管。叫妈妈想办法把我从这里弄出去。

　　这无疑是一个救助短信。类似情景在影视剧中出现过，那是普通市民被坏人绑架或要挟的绝望之举。可是儿子是在堂而皇之的学校呀？我若当时在成都，一定赶去学校，可我却在重庆，隔着千山万水，除了发一些鼓励和安慰儿子的短信，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