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小县城,我就会想起我的二姐,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县里人,她在县里出生,她在县里成长,她在县里养家糊口,她在县里相夫教子,她会在县里为一丁点利益和人争吵,她也会在县里为孩子的一点点进步而欢喜不已,至今她都不愿意离开县城,每次从市里大包小包的拎一大堆东西回去以后,她都会说:“把个市里有撒蹲头呢,人多着吵死了.”
别看我二姐披金戴银,每日里风风火火,其实她特不容易,她是我们家操心最多的人.
二姐出生于六十年代末期,那时候我家还在农村,爸爸在县公安局工作,特别忙,家里里里外外全靠妈妈一个人操持,生下我的时候,实在没人照看,爸爸妈妈商量了许久,让正在上初中的二姐担负起照看我的任务,多年以后说起这事,二姐总是遗憾的说: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上过学.据说那时候二姐的学习还很不错呢.说是照看我,其实二姐自己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呢,我小的时候比较安静,不怎么爱哭,二姐闲下来的时候,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哭个不停,一拍一哄的比较有意思,有时候实在气不过,偷偷乘人不注意,在我屁股上拍两巴掌,还没等她哄上两句,我又不哭了,这经常让她气闷不已.农村的日子过得比较艰难,就这么跌跌绊绊的,我也逐渐长大,二姐的前途再也耽搁不得,到了1978年,刚好赶上县秦剧团招演员,经过考试,二姐凭着与生俱来的好嗓子被录取了,当时在我们那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很值得妈妈在村里炫耀了一阵子,可那一年,二姐只有十三岁呢.不过从那以后,二姐当小孩的生活就基本结束了,她成了一个挣工资的“大人”,开始操心家里的事,一直到了现在.二姐当时的工资只有十三块钱,她把生活标准压到最低,剩下的一分不剩的交给家里,这一点我常常扪心自问,工作以后,我不向家里要钱就已经不错了,再别说给家里给钱,按这个标准,我实在不是一个好儿子.记得二姐在秦剧团的时候,我到那里去过几次,经常看见二姐练功,弯腰、踢腿、甩袖,翻跟头,这些基本功看起来简单,但下过的苦却只有她自己知道,二姐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可却有好几次因吃不了那种苦,哭着跑回家,都被爸爸骂了回去,我可以想象二姐当时那一双泪汪汪的大眼睛看着爸爸的情形,二姐当时还是个孩子呢,爸爸要求怎么会那么严.爸爸骂了几次,二姐知道她撒娇的年龄已经过了,于是跑回去,咬着牙坚持训练,再怎么苦也不给家里说一声,在现在的孩子还什么都依靠父母的年龄,二姐就那么一个人咬牙坚持过来,后来她终于成了秦剧团的台柱子,大约在79年的时候,就曾在省广播电台演出过,在那个连电视都没见过的年代,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不过播出的时候她并没有给家里人说,还是我偶尔从广播里听到,急忙告诉在院子里扫地的妈妈,妈妈听得有滋有味,唯一的遗憾就是来不及叫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二姐给我们家挣来了极大的荣誉,那天是我们的节日,我吃到了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油馍馍,所以这件事至今还记得. 记得我小时候去二姐那里玩,特别喜欢演员手里的道具兵器,心里常常有个愿望:到秦剧团解散的时候,我要把那些兵器全部拿回家去.后来这个愿望实现了一半,到了八十年代初,秦剧团整个走下坡路,效益不行,已濒于解散.现在我常常自责,秦剧团之所以走到那一步,可能全是因为我诅咒的结果.不过秦剧团的解散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实质性好处,兵器还放在道具库里,唯一和我有关系的是,二姐离开秦剧团了,朝夕相处的同事各奔东西,对从艺的设想全部破灭,哭也罢,难过也罢,十五岁的二姐到了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上,她过早的体会到了“下岗”的滋味.
好在那时候找工作比较容易,二姐耐着性子在家里呆了几天,在爸爸的努力下,于1981年进了县供销合作社,成了一名营业员,这在商品极度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记得我小的时候,一起玩的军军爸爸就是供销社的,他们家里经常能见到一些我们见不到的稀罕物,因此军军才能得到和公社书记、公安民警的孩子一起玩耍的特权.就因为这件事,从来不管家事的爸爸地位陡升,可以一回家就坐在炕上喝茶,不受一句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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