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箱的记忆散文
我赶到家时，母亲不在。父亲说，去把你妈长的豆芽儿煮熟，再长就不能吃了。倒了可惜很。
家里正在盖房。主体撑起来了，挺阔大的。听说工匠们又有了新的活儿，到别处去了。院内院外一片狼藉。父亲边给我说话边收拾倒放在地上的工具。
我绕过临时做了卧室的厨房，走到北墙外面。简易的棚子下面，母亲新修的锅台四方四正。老风箱靠着锅墙。锅灶口堆放着麦秸和几块干木材。木墩是新锯的，有刚打磨过的印痕。小碳锨黑乎乎的，靠着风箱把儿。老案板被两摞砖撑着，依着北墙，悬在空中。上面摆满了锅碗瓢盆。发黑的蒸笼叠放在案的一边。蒸笼最上层，有父亲刚买回的馒头，雪白雪白的。
三大盆豆芽菜，堆放在锅台的外墙上。那些豆芽，没有市场卖的白亮，顶头已经冒出两小片叶子，黄中泛着丝丝的新绿。豆芽的根须明晃晃的，裸露着细瘦的身板，一副无处扎根的可怜样。父亲说，要上屋面，你妈老早把豆芽给长好了。天连续下雨，豆芽长过了头。那天做菜时，厨师不敢用。倒了可惜很。还留在那里。你看看，能吃不？
我很想对父亲说，倒了吧，咱不缺买豆芽的钱。话到舌边，打个旋儿，又给顶回去了。父亲说话的语气看似商量，其实他的指向性很明确。绿豆是花钱买来的，豆芽是母亲用水滋养出来的。煮熟吃了它，父亲的心才能安稳，母亲的心才会踏实。
拉着风箱煮豆芽，是记忆古塘中最陈旧的淤泥。我们曾高挽裤腿，捋起补缀的衣袖，站在泥塘里，长大嘴巴，等待母亲的筷头拨开缭绕的蒸汽，伸向滚沸的豆芽菜，夹一两根给我们尝尝生熟。彼时，我被豆芽熟透的草木香，引诱得松开了风箱把儿，丢掉手中的柴火和发烫的碳锨，噌的一下站起来，等母亲的筷子拐向我。弟弟吃到一口豆芽，蹦跳着玩耍去了。母亲放下筷子，用笊篱捞起翻滚的豆芽，伸手捏捏，放到盘子里，转过身擀面去了。
坐下后，我分明感到风箱把儿的沉重。使劲往怀里拉，使劲往风箱里送。嗒啦嗒啦的声音，闷闷的，就像坐在木墩上的我，生着母亲的`闷气。六月的麦熟天气，热得柿树枝头的鸟儿都不欢叫了。回头看母亲，她的身子微微前倾，两臂用力推拉。案板上铺开的面团越推越大，越卷越薄。她时不时撩起围裙，在脸上擦一圈，再放下来，继续擀面。后背的衣衫被汗水洇湿一大片，紧紧贴住了脊梁杆子。那些骨节，突突的，随着母亲擀面的动作来回滑动。我的眼睛被冒出灶门的烟火熏伤了，水漉漉的，噙住，不敢下淌。手推风箱杆的速度均匀多了。
春节前，一家人欢欢喜喜蒸馒头。新磨的麦子面，让母亲发酵成一大盆面团。母亲兑好碱水，揉好馒头，放到笼屉上，端到太阳底下晾。母亲说，阳光是巧手的丫头，经她的手儿一摸，馒头就圆溜了。晾一阵子，馒头的皮儿，果真就亮亮的，滑滑的。母亲端起笼屉，排放到铁锅上。看我屁虫似的跟着，她一边捣鼓笼屉，一边说话：我家丫头什么时候能揉出圆溜的馒头，妈就省心啦。说完，长长地看我一眼，拍拍围裙上的面粉，走到我跟前，拉我起来。推走了我，她坐在木墩上，自己拉风箱。
蒸馒头是农村人年末的头等大事。馍馍蒸的好不好，是婆婆衡量媳妇有没有没事的第一个条件。那时，关中农村，媳妇娶进门，首先看你锅灶上能不能自如应对，再看你针线活能不能压过其她媳妇。锅灶上看你两样活计：蒸馍和擀面。年终时，擀面是次要的，馒头是招待客人的主食。如果馒头蒸不好，来来往往的亲戚朋友便会小看了你，蜚言蜚语的，让你在公公婆婆面前抬不起头。揉好馒头，上锅后，火候尤为重要。刚开始火要硬，烧过二十分钟后火要软。火苗不能时大时小，火焰要匀到锅底的每个位置。否则，蒸出的馒头就不饱满，就不光滑。蒸馏水洒到馒头皮上，花花的，没办法带去走亲戚。所以，拉风箱是蒸馒头时一件很技术的活儿。
年关时蒸馒头，母亲不会让我们拉风箱。她坐下来，一手拉风箱，一手用碳锨拨弄火苗。两手配合很默契。火苗一直旺着，没有一点断痕。风箱拉得很均匀，风箱里的风声呼呼的，支撑着火苗燃烧的温度。母亲的手臂很长，她的身子随着风箱杆子，前前后后的俯仰着，像看过的某个极为优美的舞蹈动作。灶膛里的火苗红红的，母亲的脸膛红红的，灶房门口柿树枝上挂着的太阳红红的。
母亲病倒后，再也没有蒸过像样的馒头。要么，碱面放多了；要么，火烧的太旺了。馒头黄黄的，有烧焦的底边。爷爷奶奶有怨言，孩子们不好好吃馒头。父亲常常蹲在厨房门口，看母亲拉风箱时漠然的神情，背转身子，悄无声息地揉眼睛。
不知什么时候，风箱杆子被母亲拉歪了，推拉不顺畅了。周末回家，母亲蒸馍时，我拉着风箱把儿，再使劲，火焰都软软的。锅里的瓦托，烧半天也不出声。再一个周回家，风箱杆子有了被削刮的新痕。拉着，依然出不了硬硬的火苗。母亲坐在灶门前，推拉风箱的声音空空的，像极我们空荡荡的院子和房子。
后来，我们离母亲越远，家里的院子就越空荡。空荡到年年节后闹春荒。父亲蹬着咯吱咯吱的自行车，走街串巷，给别人修笼屉，赚来钱买粮吃。如果父亲几天找不到活儿，我们就有可能在学校饿肚子。灶房里的风箱几天几天不响动。风声是母亲静默的眼神，冷对着颠簸而过的春寒，无动于衷。
再后来，我们都工作了。母亲手中再也不缺零钱花。有一年春节，我带着女儿回家过年。母亲蒸馒头，女儿坐在木墩上，拉着新买的风箱，好奇地笑。外婆的白头发在烟雾里时隐时现，女儿看见了，跳起来，帮外婆拔白发。拔着，拔着，女儿就不拔了。举起手中的白发给我看。我看着，心酸得像蒸笼里不断上升的热气，越聚越高，越聚越浓烈。母亲站在案板前，一声不吭，揉着手中的馒头。她的脊梁骨弯弯的，弯到案板的高度，再也直不到年轻时的挺拔。
那时候，豆芽多贵啊！种的绿豆不多，收回来，母亲晾晒好，一定要拿出去卖，好贴补一点家用。那个六月，长豆芽，煮豆芽，是母亲从未有过的豪举。母亲手里擀着的，是给弟弟吃的长寿面。可惜，弟弟尝过了豆芽，吃过了长寿面，还是没有留住他在人世间匆忙的脚步，早早归去了。留给母亲无法抹去的关于豆芽的记忆，夜深人静时，折磨得母亲思念儿子的寸寸柔肠，断裂成一地的节节草，干枯成一道生与死的界河。母亲与弟弟，眼睁睁的，站在河两岸，隔河相望。
今天，我完全可以用电磁炉煮豆芽的。母亲有电磁炉。但我没用。坐到灶门前，给铁锅倒上足够的水，拉起风箱。临时的锅台，对我，有十分的生疏。麦草有些潮湿，放进灶膛，半天点不着。等点着了，风箱拉动的速度跟不上麦草燃烧的节奏。猛一使劲，烟火猝然间从灶门里冒出来，我的眼睛给烟雾呛得无法睁开。额头一阵滚烫，伸手一摸，刘海还在。继续给灶膛里添加麦草。不一会儿，满院子飘起浓浓的烟雾。父亲走过来，给灶膛塞进一簇干燥的木屑。过了几分钟，木屑燃烧起来，火焰红红的，是母亲拉风箱时的那种火红。
豆芽煮熟后，母亲回来了。端上豆芽菜，女儿吃得很香，觉得比城里的豆芽儿有味多了。问她是什么味道。她说是原始的草木香味，有妈妈拉风箱的味道哩。母亲笑了，看着正在读大学的外孙女，呵呵地笑出了声。笑容里，满是卸掉沉重负荷的慰安与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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