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腭。
……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有福。
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有福。
——《旧约·诗篇》，第137首
一
英国当代最杰出的道德哲学家之一伯纳德·威廉斯在为以赛亚·伯林的文集《概念与范畴》一书所写的《序》中说，从日常交谈中认识伯林的人在读他的文章时会感到失去了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伯林以其独特的方式显示：“没有任何一种抽象的或分析的观念能够脱离同历史的及个人的思想的一切关系而独立存在。每一种思想都不仅仅属于某个环境，还属于某位个人，将它置于其他一些思想的脉络之中，它们显得息息相通……”伯林的思想发展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要把握他的学术关怀的特点，了解他的生活背景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1979年，伯林获得以色列最负盛名的文学奖耶路撒冷奖，他为授奖仪式准备了他的学术自传《我生活中的三条主线》。他自称绞成他生活之绳的三股线分别来自俄国、英国和犹太文化，三者融为一体，构成他独特的身份。作者祖父为末代沙皇的大臣，不知是不是沙俄驻华公使、逼迫中国政府签订《北京条约》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的后人。一书作者麦可·伊格纳季耶夫认可这一说法，说伯林将三种矛盾的身份——俄国人、英国人和犹太人——编结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部传记读下来却让人感到，那股俄罗斯之线可有可无。伊格纳季耶夫承认，伯林一直以灵活甚至狡诈的态度应付着忠于英国和忠于犹太种族之间的矛盾，“当他真的必须二者选择其一的时候，他是将对自己民族的忠诚置于对英国的忠心之上的.。”书中很多重要细节揭示，对犹太民族命运的关心确是伯林生命中的主线。
犹太教中的先知以赛亚曾预言以色列的复兴。作为以色列立国的功臣，以赛亚·伯林没有辜负他的名字，没有辜负慈母对他的期望。“以赛亚”是犹太血脉的象征，犹太复国的象征。伯林和他的牛津朋友莫里斯·鲍拉莫里斯·鲍拉(1898—1971)一样，都是“以言语为琴弦的帕格尼尼”，一张嘴就展开智慧之翼。但他与“外邦人”(Gentile，非犹太人，非犹太教徒)鲍拉又有本质上的差异，他聊天的艺术来源于对耶路撒冷的思念，他如不把耶路撒冷看得高于一切，他就会如《旧约·诗篇》中的誓言所说，舌头粘在上腭，发不出声来。换句话说，他宁愿像传说中的犹太老人那样把舌头割了，也不愿否认自己的民族认同。
二
伯林1909年6月6日出生在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一个犹太家庭，6岁时在拉脱维亚商业小镇安德里亚波尔一所希伯来学校首次接受宗教教育。教希伯来语字母表的老拉比说：“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长大后就会明白，这些字母当中的每一个都浸透了犹太民族的血和泪。”伯林晚年回首往事，上课的场景如在眼前。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上帝在万民中拣选的子民数千年来饱受苦难，这部受难史也是引以为豪的殉教史(即“martyrdogy”)。伯林身上最深沉、最隐蔽的感情来自他的犹太认同。
1916年伯林一家迁往圣彼得堡，他没有正式上学，但有一位犹太女教师，继续上希伯来文课程和犹太法典。在他随父母于1921年年初移民英国前，他已阅读了大量俄国斯文学经典和海涅、歌德、凡尔纳等作家作品的俄译本。还有一本书与他有缘——圣彼得堡一位犹太银行家兼慈善家京茨堡男爵编写的《犹太百科全书》。1928年伯林进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就读，同年他父母搬到伦敦北部汉普斯泰德地区的荷里克罗夫特街。伯林父亲是精明的木材商，他眼里文明的定义就是英国。母亲玛丽是坚定的锡安主义者(Zionist，也译作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支持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不等于赞成犹太人在那里立国)，是伦敦当地锡安主义组织的灵魂。到英国前他母亲就一再说，他们一家既不是俄罗斯人，也不是拉脱维亚人，而是犹太人：“否认这个事实或掩饰它都没有意义。这样做既有损尊严，又无济于事。”
玛丽这位个子不高但精力旺盛的犹太女子主宰了她独生子的情感生活。她在1907年产过一个死婴，当时被告知不能再生育，绝望中时时想到《旧约·撒母耳记》中哈拿的故事。哈拿因不育心里愁苦，她哭泣着向耶和华发誓，若有一子，必使他终生归于耶和华。耶和华垂顾哈拿的苦情，赐她一子，名为撒母耳。玛丽怀上了伯林就像看到奇迹一般，伯林就是她的撒母耳。伯林的一点成就都使她无比快乐，她是儿子生活的积极参与者，见过他所有的好友，从不回避对他们作出评价。她的母爱像潮水般强大，浩浩荡荡，压倒一切。玛丽于1974年2月病逝，享年94岁。她的死早在意料之中，但已近65岁的伯林几乎被丧母之痛击倒。他说这是一生中所承受的最沉重的打击，为他遮风挡雨的屋顶被突然掀起，自己仿佛“被撕成了碎片”。在致友人信上他写道：随着母亲的逝世，支撑起他生活的柱子已出现裂痕，即使找来泥灰糊上，再也不像以往那样坚固；他感到无比孤独，自身的存在似乎变成了一种偶然，猛可间意识到“她是他的赫尔德式信仰——对于犹太特性(Jewishness)、归属感以及根的必要的信仰——未经认可的真正来源”。在此伯林道出了他所忠诚的真正对象。与“犹太特性”、“归属感”和“根的必要”相比，伯林有关“消极自由”的学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他那种世界公民式的对偏见的批判不是在自拆“赫尔德式信仰”的台脚吗？
伯林生为犹太人杰，死为犹太鬼雄。他1997年11月5日与世长辞，两天后下葬在牛津沃尔弗柯特墓地的犹太葬区。他的追思仪式于次年1月在汉普斯泰德的犹太教正统派教堂举行，英国学界耆宿如罗伊·詹金斯和尼尔·安南等在仪式上带上犹太男子专用的亚莫克帽(yarmulke)以示对死者犹太身份的尊重。见《伏尔泰的椰子》最后一章。这一章写的是伯林，作者布鲁马称他为“最后一个英国人”。
从宗教信仰上讲，伯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犹太教徒，但他遵守犹太人的宗教习惯。每到赎罪日，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地方，他都会注意斋戒并上犹太教堂；母亲在世时，他每年到汉普斯泰德的家中庆祝逾越节，母亲辞世后，庆祝仪式在牛津海丁顿宅或犹太友人彼得·奥本海默家举行。伯林尊重宗教感情，称无神论者像石头一般冰冷，不明白人是靠什么活着的。
三
伯林的“赫尔德式信仰”是与他对母亲的眷恋相通的。他的个人生活是否因此受到影响？
在基督圣体学院伯林读的是古典文学、伟大人物(Greats)和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1932年10月，经过三天考试，23岁的伯林获选进入英国学术界的精英俱乐部万灵学院。牛津这所学院不招大学生和研究生，向以选拔杰出学者著称。伯林是首位被该院聘为院士(Fellow)的犹太人，他在英国的犹太社会顿时成为知名人物。
万灵学院这位年轻的院士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其他学院的女生不断前来请教，与他不免有点感情上的牵缠。伊格纳季耶夫在这部传记中说，伯林与女弟子的关系就像某位“机智迷人但没有性别可言的乡村牧师与他那些年轻美丽的女教民之间的关系”。罗素在美国教书时，很多家长生怕女儿被他自由主义的言行玷污了，伯林则是一位无比安全可靠的角色，即使面对诱惑也像石佛一样。这位矮胖的犹太奇才是生活的参与者，而不是有血有肉的参与者。也许是局外人不经意的亲密误导了哲学学生蕾切尔·沃克。蕾切尔1934年从牛津毕业，数次去巴黎游学。伯林与她书信往还频繁，1935年10月还只身专程去巴黎看她。在巴黎动物园蕾切尔提出要和他结婚，传记作者转述伯林的话：“我不可能和她结婚。她却以为我可以。……最后我强迫自己做个明智的普通人，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形势，然后对她说我必须到此为止，那一幕之可怕简直无法形容。”
这位英国姑娘从此情绪低落，直至神经错乱，继电休克疗法后又接受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当时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手术，现已不用)，变为半植物人状态，在医院度过残生，1992年去世。
伯林承认对她一生的不幸负有责任。蕾切尔的遭遇使人想到诗人艾略特的第一任夫人维芬，不过对蕾切尔我们还知道得太少。为什么她对伯林如此失望、气愤？仅仅是因为伯林不爱她吗？动物园里两人交谈的内容不可复得，伊格纳季耶夫的叙述躲躲闪闪，也许他避讳一个不那么开明自由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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