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可能没有跋,但很少没有序。序又有代序、译序、自序之分。
通常情况下,代序分三种情形,一是真心实意请师长批评,顺便做一点推荐,也是人情之常;二就没多少“真”字可言,纯是从利益出发,以种种手段,绕许多弯子,请名气大的人来给自己吹嘘,“促销”成了第一要务。
我有一段时间闲极无聊,专门找书的“前言”“序言”来看。看多了,也就摸着了一点门道。可惜身份地位够不上,不然我要是动笔给人写序,相信也差不到哪里去的。因为其中实在有一个可以套用的公式:大体上,先要表明自己为什么“破例”写序,不外乎作者后生可畏,起了爱才之心云云,又说三番五次的推辞未果,这才应承下来。这一段好比八股文的“破题”,又像大军出发前的“祭天”,所谓“出师有名”。表白完了,序作者、书作者、读者都要松一口气。跟着就是序言的主体部分,约等于夸奖部分,是华彩和主干。往往从文采、立意、境界、独创性上,全方位地给以表扬,浓墨重彩,铺张扬厉,不仅说得多,而且说得精彩,不由得人不服气。随后笔锋微转,挑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做些语重心长的批评,比如“虽然本书语言流丽之极,一气呵成,但是过度的重视技巧也有其负面影响。我不得不承认作者的形式和内容尚未偏废,还是结合得比较好的,然而精雕细刻中含有的危机,毕竟值得警惕”,批评倒成了赞扬的另类表达。最后当然还是要对整体予以肯定,指出暇不掩瑜,暇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代序的第三种方式说来叫人无奈,是像某些QQ病毒一样,不经意间自己跳出来的。余斌在《张爱玲传》后记里说:“最奇的是第三版,是张爱玲去世不久,出版社赶着印出的,正文前莫明其妙冒出极醒目的题辞:‘献给所有热爱中国新文学的人们。’我是希望热爱新文学的人能够接受这本书的,但这样‘庄严’的题辞却让我莫名惊诧,也不知是何人代疱。”大概觉得正文前居然无序,不大象话,所以自作主张,加了那句让作者吓一跳的“庄严”的话。
译序和代序颇有不同。中国人翻译外国名著配的序,现代人翻译古代文言配的序,都是译序。若论知识含量,以这一种序最浓,若论个性化的见解,则这一种最寡淡乏味,难得看到“关于这一点,个人以为”,眼睛真要一亮。不过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早已熟悉的作家作品,译序因为它的千篇一律(生平、背景、代表作),大可一掠而过;对于不大了解的作品,还是先看看序的好,这就像要跟一个人打交道,先远远地瞧他一眼,有个扼要的把握,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他的世界。
照理说,规行距步的译序是不会闹笑话的,然而仍有例外。我从小摊子上淘到的“迎奥运纪念丛书——古典名著文库”,书是好书,序却不是好序:“北京申奥成功,举国欢腾,世人瞩目……为了更好地迎接这一历史性的体育盛会……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虽然尽可能地想要说得自然,还是难掩牵强生硬,因果之间的跳跃几乎像意识流了。我的同学看了就笑:“申奥不成功他就不发行这书了?赚钱就赚钱吧,要不要找这么大一个理由啊?”
真正有意思的还是自序。这也分三种类型,一是淡淡道来,不着痕迹。乍一看无味,“细按则深有趣味”。最现成的例子是金庸全集三联版序。讲讲童年,对读者关心的问题作些解释,好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事实上也没有。敢这么写序的作家其实十分自信,一切都在小说里了,你自己去看便是。序言只限于跟读者拉拉家常。
再一种自序是我私下里最偏爱的,才华横溢,序本身即是一篇出色的散文。余秋雨的好几本书都有这特点(除了和人吵架说的那些负气的话)。比如《文化苦旅》序,从文化年龄、心理年龄说到学问应该做到户外去,与山山水水完成某种对接。又讲到出行的收获及对自己文章的希望:“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张爱玲《传奇》再版序也是如此。先讲出书的兴奋,又一笔荡开,“出名要趁早”背后是“迟了来不及了”的“惘惘的威胁”。又从蹦蹦戏里品出滋味,“觉得非常伤心了”,再一笔漾回来,“然而现在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说到炎樱画的封面,她的临摹,并由此生发开去,“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张的前夫胡兰成在《禅是一枝花》中也将序写得极有味道,从胡适考证说起,倒过头去梳理中华禅文化,然后把《碧岩录》约略一提,结语“我希望我此书写禅的思想,亦有一种风日洒然”。他们的共同点是对正文内容不多涉及,而是就相关话题巧妙地打擦边球。说是序也可,视它为正文的第一篇也能成立。这样的序摇曳生姿,起落无迹,“走题”走得漂亮,文末轻轻一个筋斗,又翻回题旨,着实叫人心旷神怡。
自序中比较不可原谅的是“感谢信”一型。谢谢老师、谢谢父母、谢谢朋友,出版社当然要谢,配插图的、文字校对,挨着个儿的谢过去。如同手机消息“群发”,被谢者众。刚开始我还有毅力往下面看,以为后面总该有点实在的东西,等到“几几年几月”,他谢完了,序篇也完了,才知道是上了当。后悔也迟了。
我自己出过两本书。一本报告文学,统一由市政府作序,大权旁落到秘书先生手里,只好付之一叹;另一本是小说集《摆渡的人》,序言总算轮到我自己写。因为不长,所以录在下面,权充本文的结尾。
罗素曾经把人生比作河流,那么校园和社会之间就是一个渡口,处于转折期的青年就是划着桨的舟子,从稚嫩驶向成熟(或说,从单纯驶向微妙的复杂)。其中有些人安然渡过,无惊无险;有些人历经波折,终成正果;少数人却把持失当,船覆人亡。在这本书里,我集中描写了这样一批精神上的'摆渡者。之所以强调“精神上”,是因为我知道此外尚有不少为衣食奔波,为生计挣扎的同龄人。这个集子里没有很侧重的去写这一层面,所以是不敢称“全”的,好在原先也并没打算要面面俱到。
像这一类的题材,少年作家嫌它不够阳光、激情,成年作家又觉得它不够紧贴现实。“高不成低不就”,这一人生的关键时段,这些两可状态的人,遂很少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关注。我尝试着以“断层期”为中心,向学校和社会两端作了短程辐射,具体的说,就是由求学写到婚姻。也许做得还不够好,方家见了不免一笑,但那是我功力尚浅的缘故,却不是素材本身不值得触碰。似乎是白先勇说过,小说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当然会有人反对——各持己见、和而不同,比之一家垄断、唯我独尊,未尝不是一种进步。
另一层意思是接引和超度。普遍的误解是只有死人才需要超度。然而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也各有各的亏欠。谁也不能说自己从呱呱坠地就正气凛然,为人行事,从来都无愧于心。这便有个救赎的问题。基督教开的药方是“原罪说”,认定人类生而有罪,漫漫一生只是拿来赎罪。那似乎很容易导向“性恶论”,并且成天汗流浃背的作检讨,其形象实在也不怎么高明。但这正是基督教要的效果:人在上帝面前,越卑微越显得虔诚,还讲什么尊严?现在农村有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也信教,定期到一起碰个头,坐在板凳上唱唱圣歌,听听故事,聊聊儿子儿媳,乐也融融。当然无害于世道人心,但总是离原初的教义比较远了。倒是印度的佛教经过禅宗一番“中国化”处理之后,呈现别样的境界,那是我所私心向往的。天生慧根的智者可以直接仰仗佛法破孽化痴,我辈凡俗之人只能用类似的悲悯情怀渡己渡人。是想借一点这样的意味,结果不尽如人意。
以“此岸”、“渡口”、“彼岸”的顺序排列,意在表明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的“回望”,虽然来路上有些风景,其实已不愿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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