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面对侵凌的沉重思考
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不仅反映了一个作家对所面临的世界与存在的态度和感知，同时也决定着其作品艺术表现上的广度与深度。现代派代表作家之一的开高健，通过虚实交错的笔触，采用夸张、讽喻的方式，尝试以存在主义编织情节，甚至加入神秘、神奇和古怪诡异的内容，以图描绘和反映日本当下社会现状的一些困惑和反思，把一个枯燥的题材描绘成生动曲折、耐人寻味的故事。他的小说同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多有相通之处，也同样不在生活的表面现象徘徊，而是直击生活的痛处，跃出存在主义所突现的主题：“自我”的困惑、异化、生存困境，等等。作家走入人物心灵的纯洁与稚嫩的内心深处，刻画了他们与外部生存环境的疏离，人生的焦虑和困境，在强大势力面前的惶惑不安和束手无策；行文常带幽默、嘲讽的语调，表现对现实世界、现代文明的强烈批判。当权者的虚伪奸诈，残酷无情；势利小人的庸俗和堕落；小人物的富有生命力，都成为他小说中人物的特点。作者同时也展现了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浮世喧嚣中被日常的琐碎事务掩饰住的深刻的人生哲理蕴涵，在富有戏剧性和热烈真诚感情的故事里，表达了对时代的清醒思考。
他的《恐慌》（1957）就是一个典型的文本，兼具现实性和理想主义色彩并带有寓意性的讽刺。小说里几乎没有女性角色，也不见爱情、凶杀，但是却与当下社会现象有效对应，同时又模糊了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处处可见一个具体可感的官场现实。作者以非理性主义和文学本体论为基础，采用一个全新的视角观察社会。表现弱势群体无力把握自己，充斥着无助感，但来自社会与他们自身的压力，使他们始终无法摆脱所在世界的荒谬。
《恐慌》的主题、文笔和意境有这方面强烈的痕迹。小镇经群鼠蹂躏后，万余人的粮食与生活面临严重威胁。面对触目惊心的鼠疫，人性的不同侧面逐渐显露。县政府职员俊一对灭鼠提出切合实际又有独到见解的建议，同时又揭露县政府要员营私舞弊劣迹。强势难缠的上级官员却借机弄权渎职，打击在重重羁绊下凭智力和信念完成职责的俊介。由于县政府官民生存环境的严重错位，成群结队的老鼠吃完了市郊的庄稼后，纷纷拥向市镇的排水管，然后浩浩荡荡、肆无忌惮地侵入粮仓，顷刻间粮仓被洗劫一空，之后再向民房大肆挺进。人们无不被作品中弥漫着的浓重的梦魇气息震撼，但与有形的瘟疫相比，无形的官场渎职更加肆虐人间，细细钩沉大灾当前卑微生命内心深处约颤栗悸动。这篇小说的主框架及脉络，显然带有不少加缪的《鼠疫》的色彩，但未停留在表面的肤浅模仿，而是结合日本社会现实的非理性来追求对生活的理性认识。
《皇帝的新装》、《日本低级歌剧》：人格的异化
高度的幽默是喜剧的灵魂，然而幽默的本质不是表层的笑料和浅俗的噱头，而是作品背后的文化传统与主导思想。开高健在他获第38届芥川奖的《皇帝的新装》（1957）写的是，一个画商的儿子受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启发，画了一张日本武士赤身裸体挽髻别刀图。儿子的老师悄悄把这张画带到画商捐资主办的.画展交评委会审查，审查委员对此画贬抑备至。当他们了解到原来是画商儿子所画，都从尴尬与窘迫中相继溜去，老师在旁捧腹大笑不止。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故事人们耳熟能详，也清楚皇帝的新装是个谎言，但结束这一丑态却需要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个说出真相的孩子是实践者。评委们的内心感情与外在表现的悖离，说明他们生怕稍有不慎授人以柄，肯定与支持从来都是被安置在利益和实力之后的。这样的思维逻辑产生于病态社会造成的人格分裂与异化，是让成年人笑着落泪的都市童话。而老师的笑似可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在隐喻中自嘲一刻的会心一笑，一种是在评委的缺陷、失误里找到优越感的哈哈大笑。
长篇小说《日本低级歌剧》（1959）、《鲁宾逊的后裔》（1960），和他所有作品一样都在表达同一个主题——被剥夺者的孤独与绝望，底层人群的生活图景。在描述市井众生相时，不是冷眼旁观，不是揶揄讽刺，在充分利用基本生活元素的基础上并没有单纯地停留在表现小人物狭隘的浅层表象，而是还原生活的真实，用蘸满人道主义的笔触，描写他们在战后初期的凄苦生活，揭示存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们生活中的主流问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荒凉与贫困。小说人物从出现伊始就充满了荒谬，与故事发展密切相关的细节节奏奇快，用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日本低级歌剧》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结构的起承转合，而是以一种带有某些存在主义形式风格和反讽的文字游戏，解释当代物欲社会中的荒诞生活。《鲁宾逊的后裔》是一篇弥漫严肃理性思考的写实性作品，它以北海道移民在战后初期的艰难时世，对承受着战争浩劫的老百姓表现了人道主义的关注。困顿的物质生存中有人性的珍贵、弱者的悲悯和自尊，这才是市民作家应该关注的重心。
《夏天的阴翳》（1971）讲的是经历了繁华与沧桑、追寻与失落的交替，摆脱飘零，失去激情的男女主人公，10年后在西欧某国首都重逢，两颗一直漂泊的心又顿时找回了久违的爱的感觉。两人远离尘嚣，离群索居，对社会失去信念，不再相信个人改造社会的神话，对社会失去信念，完全躲进个人隐秘的私人世界，感受到那份喧嚣城市久违的淡泊了宁静。彻底的绝望和虚无，折射出当下日本一种普遍的生存策略和生存状态。这一方面说明安全感的匮乏，同时也说明社会责任感的丧失。于是，依赖虚拟生存并忽视现实存在。文艺评论家小田切秀雄认为，这篇小说“反映了日本青年男女在经济高速度发展形势下的精神空虚和绝望”。男女主人公似欲终老远离尘嚣的林泉溪壑，表达自已独特的感受和捕捉生命微妙的体会，主动追求一种与社会疏离的生活。两个中产阶级中年男女的情爱故事显得老套，刻画的是对现代社会的自我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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