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的散文集一：
我每想到那个故事，心里就有点酸恻，有点欢忭，有点惆怅无奈，却又无限踏实。
那其实不是一则故事，那是报尾的一段小新闻，主角是王贞治的妻子，那阵子王贞治正是热门，他的全垒打眼见要赶到美国某球员的前面去了。
他果真赶过去了，全日本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疯了！他的两个孩子当然更疯了！
事后照例有记者去采访，要王贞治的妻子发表感想——记者真奇怪，他们老是假定别人一脑子都是感想。
“我当时正在厨房里烧菜——听到小孩大叫，才知道的。”
不知道那是她生平的第几次烹调，孩子看完球是要吃饭的，丈夫打完球也是得侍候的，她日复一日守着厨房——没人来为她数记录，连她自己也没数过。世界上好像没有女人为自己的一日三餐数算记录，一个女人如果熬到五十年金婚，她会烧五万四千多顿饭，那真是疯狂，女人硬是把小小的厨房用馨香的火祭供成了庙宇了。她自己是终身以之的祭司，比任何僧侣都虔诚，一日三举火，风雨寒暑不断，那里面一定有些什么执着，一定有些什么令人落泪的温柔。
让全世界去为那一棒疯狂，对一个终身执棒的人而言，每一棒全垒打和另一棒全垒打其实都一样，都一样是一次完美的成就，但也都一样可以是一种身清气闲不着意的有如呼吸一般既神圣又自如的一击。东方哲学里一切的好都是一种“常”态，“常”字真好，有一种天长地久无垠无垠的大气魄。
那一天，全日本也许只有两个人没有守在电视机前，只有两个人没有盯着记录牌看，只有两个人没有发疯，那是王贞治的妻子和王贞治自己。
张晓风的散文集二：
丈夫喜欢瓜子，我渐渐也喜欢上了，老远也跑到西宁南路去买，因为他们在封套上印着“徐州”两个字。徐州是我没有去过的故乡。
人是一种麻烦的生物。
我们原来不必有一片屋顶的，可是我们要。
屋顶之外原来不必有四壁的，可是我们要。
四壁之间又为什么非有一盏秋香绿的灯呢？灯下又为什么非有一张桌子呢？桌子上摆完了三餐又为什么偏要一壶茶呢？茶边凭什么非要碟瓜子不可呢？
可是，我们要，因为我们是人，我们要属于自己的安排。
欲求，也可以是正大光明的，也可以是“此心可质天地的”。偶尔，夜深时，我们各自看着书或看着报，各自嗑着瓜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下一句也许是愁烦小女儿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猫，偷偷放在阳台上养，中间一句也许是谈一个二十年前老友的婚姻，而下面一句也许忽然想到组团到美国演出还差多少经费。
我们说着话，瓜子壳渐渐堆成一座山。
许多事，许多事，许多说了的和没说的全在嗑瓜子的'时刻完成。
孩子们也爱瓜子，可是不会嗑，我们把嗑好的白白的瓜子仁放在他们白白的小手上，他们总是一口吃了，回过头来说：“还要！”
我们笑着把他们支走了。
嗑瓜子对我来说是过年的项目之一。小时候，听大人说：“有钱天天过年，没钱天天过关。”
而嗑瓜子让我有天天过年的感觉。
事实上，哪一夜不是除夕呢？每一夜，我们都要告别前身，每一黎明，我们都要面对更新的自己。
今夜，我们要不要一壶对坐，就着一灯一桌共一盘瓜子，说一兜说不完的话？
张晓风的散文集三：
所有开花的树看来该是女性的，只有木棉花是男性的。
木棉树又干又皱，不知为什么，它竟结出那么雷白柔软的木棉，并且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优美风度，缓缓地自枝头飘落。
木棉花大得骇人，是一种耀眼的橘的红色，开的时候连一片叶子的衬托都不要，像一碗红曲酒，斟在粗陶碗里，火烈烈地，有一种不讲理的的架势，却很美。
树枝也许是干得狠了，根根都麻绉着，像一只曲张的手——肱是干的，臂是干的，连手肘手腕手指头和手指甲都是干的——向天空讨求着什么，撕抓些什么。而干到极点时，树枚爆开了，木棉花几乎就像是从干裂的伤口里吐出来的火焰。
木棉花常常长得极高，那年在广州初见木棉树，不知是不是因为自己年纪特别小，总觉得那是全世界最高的一种树了，广东人叫它英雄树。初夏的公园里，我们疲于奔命地去接拾那些新落的木棉，也许几丈高的树对我们是太高了些，竟觉得每团木棉都是晴空上折翼的云。
木棉落后，木棉树的叶子便逐日浓密起来，木棉树终于变行平凡了，大家也都安下一颗心，至少在明春以前，在绿叶的掩覆下，它不会再暴露那种让人焦灼的奇异的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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