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清明。罗汉岭下凭吊秋白先生的人群如潮。仰望着青松翠柏中高高耸立的纪念碑，体会着先生那伟大而又凄美的人生，不由得思绪万千。
我很难想象先生当年如何冲破家庭的束缚，全然不顾亲人们的苦苦劝说，以弱蔻年华，抱着“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和“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决心，而“自趋绝地”远赴苏俄，寻求解救国家和民众于苦难之中的“火种”的。先生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生命的最后时光以及先生柔弱的身躯和一腔的热血，还有那满腹的.经纶与不朽的灵魂，却永远地留在了长汀这块土地上。长汀有幸！
七十五年前，先生要走的时候，对死已无惧色，处之泰然。临别这个世界，从先生的内心深处说出这么一句话：“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眠为真快乐！”把死视为一种快乐，而且是真快乐，连死也给人一种超然之美，真乃千古第一书生。
刑前，先生本可选择沉默或英雄壮举，让自己成为无可争议的纯粹的烈士。但是，先生没有高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等等，而是以文人的方式笑对死亡。先生手中的笔变成了一把锋利无比的手术刀，重重的，毫不留情地划向灵魂深处，坦坦荡荡地，留下了解剖自己，让人感慨万千的《多余的话》，把自己最渺小、最阴暗的一面，毫无顾忌地裸现出来。先生是坦然的，也是寂寞的。寂寞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写完绝笔诗，先生一袭黑色中式短褂，白色齐膝短裤，长筒黑袜，形同赴宴来到中山公园的一座小亭，安然的，谈笑自若地享用着刑餐。尔后，手夹香烟，微笑着向围观百姓告别，一路唱着俄文国际歌，走到罗汉岭下的一处坪地上，盘膝安坐后，点头微笑着对行刑者说“此地甚好”。然后面朝枪口，安详地看着子弹射向自己的胸膛。先生的死也显得那么的儒雅，文绉绉的，是何等的从容和潇洒，把文化人和者的形象完美地融在了一起。是年，先生三十六岁。
我的一位专门研究先生的作家朋友曾撰文说道：他和所有的英雄一样，死得很勇敢。他从容慷慨走向刑场，可他却不愿人们在他身后将他看作“烈士”；他温和、敏感、诚实，是文质彬彬的一介柔弱书生，但他柱立中流，又是一位振臂一挥的勇士；他一生对着旧世界冲锋陷阵，为殚精竭虑，最终自己反被革得丢魂落魄，自谓搞政治如犬耕田力不从心……他短暂的36个春秋，人格的魅力辉耀千古。
然而，先生啊，您却没有料到，或许您当时压根没去想，《多余的话》会为您日后惹来几多是非，被诬为“叛徒”、“变节者”，被掘墓毁碑，殃及妻女。当时，您只想卸下面具，做回一个真实的自我，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当然，这早已过去，历史已经给先生一个公正的定论，现在说来已是多余的话了。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在罗汉岭，您“真快乐”的地方，已为先生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纪念馆。开馆那天，先生的爱女瞿独伊女士也来了。她很激动，很高兴。我有幸和她长谈，谈先生。
今天，我还特意去了趟汀州试院内的那个小庭院，那棵陪先生度过最后时日的百年老榴，虽然历尽风雨，一树沧桑，斜卧的躯干用一根水泥柱子顶着，但依旧枝繁叶茂，精神抖擞，笑傲苍穹。这绝对是受到先生的感召。当时，身陷囹圄的先生依然谈笑风生，写诗篆刻，不改书生本色。面对众多说客的利诱威逼，先生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国家前途的光明。”这棵您度化的石榴又怎能忘记，先生写下的《狱中题照》——“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时间不早了，就以先生狱中那首《卜算子》咏榴词作别吧。“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安息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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