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中毕业的那个冬天,我们父子之间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吵。我认为两块多钱的棉水靰鞡可以过冬,埋怨父亲花八块多元钱为我买来翻毛皮鞋。在此之前,父亲把在河岸上拾来的几百斤芦苇卖了,给我买了十七元一顶的羊皮棉帽子。当年十七元钱绝对不是小数目。我心存抵触,已经与父亲暗战了有些日子。这双翻毛皮鞋,便成了父子之战的导火索。我觉得自己长大了,看待生活的价值取向有些许见解,觉得卧床多年的母亲离开我们刚一年多,尽管无需看病拿药等项开销,但家中的经济状况仍然窘迫,需要添置的生活必需品还很多,没有必要在我的穿着上大出血本儿。所以才如此理直气壮 。
而父亲却责骂我不识好歹。戴皮帽子穿翻毛皮鞋,对于本村的同龄青年是巴不得的事儿。说我正值谈婚论嫁的年龄,要收拾得利索儿精神儿的,加之我斯文书卷的气质,在那个缺少文化的年月,才方显出与众不同,找对象会容易些。
父子之战,父亲注定是赢家。可我性格内敛处事低调,戴上新皮帽子,穿上新皮鞋,感到别扭。走起路来不知先迈哪条腿为好,尤其是在众人面前就像做贼似的浑身不自在。那双鞋我只穿了一天,就无论如何也不想再穿了。父亲见了,气得咬牙切齿。他拿起一把剪子,非要把这双新鞋给剪碎了不可。我只好再一次遵命了。
我何尝不理解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重病缠身,没有力气为我们做鞋穿了。每到换季的时候,就成了父亲最发愁的季节。当然,也是蜷缩在炕上的母亲最揪心的时刻。
夏季还好应付,乡下孩子没有那么娇气,没有鞋就光着脚丫,到也方便了。可是到了秋冬,年初买来的新鞋,已经小得不能再穿了。过早的承受生活压力的我曾时常责怪自己,若是自己的脚长得再慢一些该有多好,免得父母为我的穿鞋问题而着急上火。可父亲总有他的办法,他会在家乡的芦苇塘里割来成熟的蒲草,再照猫画虎地为我们编成草鞋,再把鞋底儿绷上牛皮,鞋口缝上兔皮儿,美观而保暖。一时让不懂世事的邻家玩伴儿羡慕不已。
有时候父亲也会把堂哥穿着小了的鞋捡了来,修补好后让我穿上。 记得那一年快放寒假了,连日大雪纷飞。我趿拉着帮做底儿的旧棉鞋往家跑。赶到半路时鞋已经湿透了。我分辨不清浸透鞋帮的是雪水还是汗水,只知道自己的脸上挂满了泪水。当天晚上,父亲赶紧把我的湿鞋烘到炕头上。
第二天,父亲起了个大早。他找来针和线,把两根长长的布条子缝在了鞋后帮儿上。我穿上热乎乎的棉鞋,又在脚踝处紧紧地系上了父亲刚刚缝上去的鞋带儿,照常去上学。
第二年的深秋,父亲卖了一小筐本来用作换取油盐酱醋的鸡蛋,要为我买一双新棉鞋。记得那一天,我光着脚丫,像过节似的跑在父亲身后,到了五公里以外的供销社。乡下的供销社营业面积不是很大,可在我的眼中那可是堆满了诱惑的大世界,特别是货架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子。但那一天售货员因家中有事没来上班,因此没买成棉鞋。
父子俩只好沉默在回家的路上,一样的郁闷,不一样的感受。就连天空也跟着捣乱,去时艳阳高照,回来却秋风瑟瑟,且伴有“鹅毛”。父亲见我被冻得发抖,急忙把自己的外裤脱下来,并把两只裤脚分别打上了结,再把我装进去。还解下自己的一根鞋带儿,把裤腰系在了我的颈间。“无臂”的我脚踩两结,顿时失去了平衡寸步难行,父亲只好像扛粮袋子似的把我扛回了家。
几天后,生产队请来了皮匠,把仓库里存放的几十张原牛皮熟成皮革,再缝制成靰鞡鞋分给每位社员。不会错过机会的父亲赶忙央求生产队长,也为我特制了一双小号的靰鞡鞋。
此时,我真的再也找不出与父亲争辩的理由了,况且父亲又没有错,他是被脚下没鞋的日子给熬怕了。那双在我们父子之间存有争议的翻毛皮鞋,就在我与父亲的观念碰撞中穿旧了,穿碎了。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也早已作古。可我们父子之间关于鞋子的往事仍记忆犹新,只不过经岁月的打磨与削减已感觉不到心酸了,却只留下了几分美好,几分幸福。而那些年养成的爱惜鞋子的习惯,我至今仍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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