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爷爷生于宣统元年，公历记年是1909年。他降临世上时当然不会知道，就是在那一年，长他六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已经做了皇帝。
爷爷也有一个与溥仪同年生的哥哥，他那个可怜的哥哥生下来，娘怀里没奶，落地几天就夭折了。爷爷生下来和他哥哥一样，也没有逃脱没奶吃的命运。他躺在娘的背篓里，娘又日夜匍匐在讨饭的路上，爷爷居然活了下来，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更为奇迹的是，一出襁褓就跟着娘满门乞讨的爷爷，个头长得比同龄人格外的高。爷爷的见长本该讨取老奶奶的欢心，可领着几个孩子讨饭的老奶奶，瞅着最不顺眼的就是爷爷，她不是嫌爷爷个头高能吃，而是嫌他嘴巴笨，不论到哪家门口从来不说话。不说话是讨饭人的大忌，再贤惠的施主也想听听要饭花子的祈求声。就是犯了这个忌讳，老奶奶看爷爷不是一块讨饭的料，就把他送到地主家做了长工，想来爷爷那时最多不过十几岁。
二
1949年，爷爷四十岁上，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淮海战役在离俺村一百多里的地方即将打响。当时天寒地冻，雪拥栈道，前线急需的火炮不能赶往仗口，解放军的首长们很是着急。军爱民，民拥军，在家乡党组织的动员下，民工们自发组织起来，用独轮车把火炮推往疆场。爷爷也参加了支前的队伍,他个子大，力气不亏，又有娴熟的推车技术，自己一人就把前线急需的两门火炮当夜推到阵地上。卸下攀绳，他脖子里的青筋热腾腾的冒烟，沁满血渍的双肩格外的腥红。
回家的路上，爷爷有幸见到了刘元帅，星夜兼程的刘元帅还特意和民工们合了一次影。那张合影照在俺家挂了几十年，照片里身着戎装、打着绑腿的刘元帅居中，爷爷紧靠在他的身边，腰里扎着粗布大袋。后来我问爷爷腰里扎个布袋有啥讲究，他说没啥讲究，只是走起路来提神。
支前回到家不久，土改工作队就找到了爷爷的家，考虑到他支前有功，又有十几年扛长工的经历，决定要他参加农协会。工作组在俺家作了一夜的工作，可他咬着牙半个字也没有答下语，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工作组只好悻悻地离去。等工作组走后，爷爷自言自语地开腔了：我一不识字，二不会算账，当不好差，对不住人。就这样，爷爷终生与官运失之交臂。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开始了，爷爷虽然没有斗地主，可也分了田地。家里九口人分得了二十亩老碱地。那碱地多年来已不长庄稼，原先的地主每年只扫上面厚厚的一层硝，用来熬碱。奶奶极不情愿要那不是土地的土地，埋怨爷爷土改不积极，分地的人给俺家穿了小鞋。爷爷可不那样认为，他想：是地都能长出籽粒来。就这样爷爷主动认领了地桩，摸着黑走到刚分来的地里，望着新锲下的地桩激动得两眼直流泪，然后双腿砸地，连呼了几遍毛主席万岁，连呼了几遍共产党万岁，默默自语道：您跟俺爹俺娘一样亲。
三
爷爷足下五男五女，他的儿女多在解放前出生成长，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的家境雇不起先生教孩子们识文解字，父辈们个个也都成了目不识丁的庄稼人。只有我大伯给一位不第秀才喂牛，大伯仗着常年在秀才家吃住，近水楼台先得月，居然学会了千字文。尤其让人称道的是，大伯还从秀才那里学来了一首十字诗：
才
秀
张
来人有生同见我
叫
门
开
这区区十个字摞在一起，经大伯点拨，倒真的成了一首不伦不类、让人啼笑皆非的诗：
才秀张生叫门开
开门叫生有人来
来人有生同见我
我见同生张秀才
我刚刚背起书包上学，大伯就把我抱在怀里，教我学念、学写这首诗，从这首诗里我体味到了中华文字的博大精深，大伯自然成了我学好语文的启蒙老师。
我的小姑是家里第二个文化人，她解放后出生，到她该上学的年龄，村里办起了学校。居家人那时已能填饱了肚子，爷爷穷其所能供给他最小的女儿上学。小姑也没有辜负全家人的用心，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期期领奖状，年年有喜报，成了品学兼优的回乡知青。
文革那年月上大学实行的是推荐制，高中毕业回乡参加两年劳动后就有资格被保荐上大学，只是指标由公社分配给大队，大队在符合条件的回乡知青中择优推荐。那一年我们大队正分了一个指标，这对小姑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她高中毕业整够两年，小姑的竞争对手只有同村的陈姓男生。那男生（后来我称陈叔叔）是和小姑同年回的乡，可惜陈叔他家在俺村户门小，他爹为给他得痨病的娘看病，偷过生产队里的葱，挨过批斗。更让人同情的是，陈叔在参加集体劳动时，又摔伤了脚，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种种条件叠加起来，自然难圆他的大学梦了。一句话说到底，上级分配给我大队上大学的指标非我小姑莫属了。
在临近录取的节骨眼上，爷爷一夜都没有睡，蹲在院子里吧嗒吧嗒吸旱烟，天刚亮，就背上半布袋花生去了公社。其实他心里最清楚，想上大学，群众推荐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最后定夺，还是公社里头头脑脑们说了算。
大学录取通知书最终发到了陈家，全村人愕然。后经多方求证，原来是爷爷在后面使了绊子，他用半布袋花生恳求当权者硬是把小姑的名额让给了陈叔叔。奶奶为这事吵了爷爷几个月，吵到最后，只从爷爷嘴里吵出一句话：“该帮一把，陈家命苦。”
陈叔叔千恩万谢过爷爷，简单地打点行囊去省城上了大学。我的小姑在村里劳动了三年，终未等来上大学的指标只好嫁入农门。就是爷爷的半布袋花生，使她与城市、与城里人、与城里人的生活失之交臂。
四
爷爷是个不爱说话的人，性格也格外的坦荡，打我记事起就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在人们面前，其实他根本就用不着发脾气。他那伟岸壮实的身躯无时不散发着威慑力，布满皱纹的脸庞无处不洋溢着温怒。接近他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到啥叫敬畏，啥叫不怒而威。
爷爷七十岁上，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向来不惜力的他，年逾古稀又徒添了使不完力气。他和奶奶承包了二亩责任田，我的父辈们各家也都承包了责任田，爷爷总是早早地料理好自己的责任田，又一刻不停地到儿子们的责任田里弄东摆西。日复一日，春种秋收，田地里总是闪动着爷爷忙碌的身影；年复一年，夏锄冬藏，阡陌纵横的乡间小道上印满了爷爷勤快的脚印。
我家承包了十亩土地。土地承包之初，生产力普遍低下，春种依仗父母锨挖镐刨，秋收全靠父母背扛肩挑，“金鸟未出伴牛去，玉兔已升妹候门”，不知哪位诗人的创意成了我家生活的真实写照。
麦收正当时。日头偏西，下工回来的母亲草草地为全家准备着午饭。责成放学回家的我去厨房帮她烧锅。我极不情愿地卷曲在低矮的厨房里，一个劲地往炉膛里添柴，浓烟灌满了厨房，呛得我眼里直流泪，越急越不见锅里的水升温，真想把锅砸了。爷爷这时来到了锅门口，他猫下腰，把我添到炉膛里的柴禾抽出来一些，又用烧火棍把柴禾挑空，不多时炉膛里就窜出了鲜红的火苗，随后他擦去我脸上的汗珠，说道：“人心要实，火心要虚。”一语道破天机，锅里的水沸腾了。
母亲要留爷爷在家吃饭，爷爷生气地瞪了母亲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母亲站在锅后思忖了半天，知道让一个正上学的孩子干家务犯了家里的大忌，便开始责备自己。就是爷爷生的这回气，庇护了我这个祖祖辈辈务农的乡下娃子，再没有干过农家的活计。
等我领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爷爷两眼笑成了一条线，他特地买了一壶老白干，邀来身边的几个老友，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场。把客人送走，他乐呵呵地竖起了两只大拇指，暗示俺家已经出了两个高中生。那天应该是他最高兴的一天。
屈指算来，爷爷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三十多个，可爷爷最疼爱的是我，究其缘由，恐怕我是他众多孙子辈中，唯一到县城读高中的人。县城距我家二十多里，农闲的时候，每逢星期天，爷爷总像现代的长辈到幼儿园接送幼儿一样，到县城接我回家。回家的路上，爷爷变得健谈起来，他不时地问学校、问老师、问班级、问班上的同学，我身边的一切对他都是新鲜的，又是他时刻牵挂的。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说起了班里的两位学习尖子，一个姓杨叫杨建军，一个姓王叫王前进。一向关注学习成绩的爷爷好像对这些不感兴趣，低着头走了好远，喃喃自语道：杨家王家在咱这地方都是大姓。随后他略有所思地问我：“你知道姓杨的为啥不叫广，姓王的为啥不叫莽吗？”
我一头露水，不知如何作答。望着爷爷直发呆……
爷爷三年的接来送往，我考取了省城的一所本科院校。
五
我平生只见爷爷发过一次脾气，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是在临近年关的节骨眼上，还是对在省城工作的陈叔叔。
陈叔叔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十年多的光景就当上了正处级干部。可他生来就有满腔的乡愁。每逢年关总会来老家探亲聚友，还不忘给爷爷捎些点心一类的贡品。问题就出在陈叔叔对爷爷的感恩戴德上，那一回他考虑到爷爷年事已高，为着爷爷的起居方便，陈叔叔寻遍了大半个省城给爷爷买了一只拐杖带到我家，那拐杖杖首活灵活现地雕着一只鸠。
我家距山东沛县不远，沛县是汉高祖刘邦的生长之地。当年高祖兴汉兵败，被追兵撵到家乡的一处丛林中，丛林中的鸠安然不惊，守巢如常，追兵误以为没人入林便不再搜寻，刘邦得以生还。为报鸠之恩，自汉以来，后人便以“鸠杖首”尊崇敬老。
陈叔叔敬重地把鸠首杖送到了爷爷的面前，爷爷接过来就把它折成了两段，陈叔叔好不尴尬，在场人面面相觑，爷爷倒不以为然，边折拐杖边气愤地说：“庄稼人哪能用着拐杖。”大家都知道爷爷向来不服老，便一笑了之。
六
大二暑假我回到家，一条噩耗像晴天里响了霹雳，方知不多日前爷爷撒手归西。母亲悲切地讲起了他去世时的情景，劳作了一天的爷爷，傍黑感到身体不适躺了下来，等忙碌了一天的儿女们来到他的跟前，他就朦朦胧胧地闭上了眼睛，母亲特意问他要不要我回来让他看上最后一眼，爷爷摇了摇头，低语说道：“不用了，做学问不能分心。”说罢他便安然地离开了人世。
爷爷临终时越是不想见我，我愈发思念着爷爷的音容相貌。脑海里一浮现出爷爷的音容相貌，就思索着姓杨的为啥不叫广，姓王的为啥不叫莽？
大学我读的是历史专业，为着爷爷问的问题，我更多地探究过汉代的王莽、隋朝的杨广，从书本里我不仅知道王莽篡政倾覆了汉室，知道杨广的骄奢淫逸断送了隋朝的锦绣社稷，更知道了爷爷问我这个问题的奥秘深邃。
为君者当廉，为臣者当忠。我想，这就是爷爷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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