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十年代初的回忆—田雨散文

　　1968年，我还在贵州省安顺第二中学初中上学，学校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家里商量让我到江西农村插队，因为大姐夫家是江西余干人，他的兄弟是当地人民公社的干部，可以照顾我。我与大姐、大姐夫一同到了江西余干县。（下图为余干县流经境内的信江，大江流经大姐夫家房前，因为江水侵蚀，房屋多次向后移动）。

　　余干县的生活确实比贵州的生活好得多，农作物丰富，姐夫一家人非常欢迎，尤其是姐夫的母亲高兴得不行，连早饭也往饭里卧鸡蛋。我还到了景德镇，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大姐和大姐夫有购买瓷毛主席像章的任务。我第一次到景德镇，景德镇几乎每家都在做与瓷器有关的工作，看到瓷器商店里边的碗盘子都堆成柱子，真是宏伟壮丽，大开眼界，印象极深。

　　我回贵州准备办手续去江西插队。第一站到了贵阳，父亲和二哥住在贵阳市莲花坡，二哥说，家里就一个小弟，我们大家有能力养他，没有必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插队，这简简单单一句话，承载着担当、填满了深情，温暖着人心，看似简单的一句话，让我够记住一辈子。回到安顺后再也没去江西。后来，大姐又介绍我到贵州7613工程修建国防公路。一伙农民承包了一路段，我住在一个苗族老乡家的二楼、楼下是牛棚，没有电灯，点煤油灯，孤灯相映，现在看，还是很浪漫的。包工队就我一个城里来的，跟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在他们的监督下一分钟也不能歇地干，作为一个城市长大的孩子，的确是苦和不适应。

　　但是，我丝毫没有打退堂鼓的情绪，因为我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书中主人翁所处的环境，所经受的艰苦比我困难百倍，我的信念是，只有在困苦的环境才能塑造出一个面对各种困难的人，我没有什么退路，只能勇敢地走向社会。十几天后，我回家拿东西，母亲说他所工作的街道有一个叫胡安明的包工头承包修建机场供应碎石的工程。工地离安顺市近，有10公里左右，招的人都是城里的年轻人。感觉到这项工作更适合我。告诉大姐后决定去干。到了哪里果然很快找到了朋友，形成了人缘圈，并逐渐成为工人团体头头成员。开山放炮，当时8磅10磅的大锤凿炮眼，我能连续打上三到四小时。

　　后来发现工头假造，多报人头冒领工资，还存在工头与甲方勾结，多量石方的情况，工人们都嚷嚷起来。工头找了我们三个代表，告诉从明天起给我们三人翻倍涨工资，意思很明显，就是让我们把这事压下去。我们没有接受工头涨工资说法，但是，考虑到工程还得继续干下去，我们还得在这儿工作挣工资，没有把事情闹大，压下去了。他以后很客气，也传话给伯妈，说我干得好，伯妈告诉我时，她很高兴。后来，这是后话了，我参加修建湘黔铁路时，甲方国防011基地纪检委专门派人到工地调查此事，我不掌握材料，不敢乱说话，只是说不知道存在做假的账冒领工资，多算土石方的事，不了解。我们几个大概说的差不多。我觉得，只要自己不做亏心事，人就活得端正，活得理直气壮，帮助别人过难关，那是积德。中国的古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样，生活会满是阳光?。

　　1970年的八月份，大姐告诉我，安顺市组织去修建湘黔铁路，毛主席说，没有钱把他的稿费拿出来，说明修路的重要性。大姐找到了安顺市筹建修路工程指挥部的熟人菜时明，我便加入了修建湘黔铁路的大军，分配到安顺市团一连（军事化管理）。安顺地区也组织了修建湘黔铁路师，大姐夫也参加了修建湘黔铁路，在师部政治部工作。三哥也参加了修建湘黔铁路，分配到四连。

　　因为大姐的关系，菜时明关照一连叶连长照顾我，叶连长让我担任很多工作。记得修建铁路大军从安顺市出发的时候，安顺市组织欢送会，我被派作带头喊口号的人，走到队伍的外面，被我们初中同学看到，他们都不敢想象我能站在队伍外带头喊口号。从这个时候起，随着修建铁路的洪流，我已经义无反顾正式离开家庭走上了工作和成人独立的道路（叶连长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以前当过测绘兵，时常拿块黑板给连队讲课，很像回事，后来调到团部任参谋）。

　　我们坐火车到贵定，转乘汽车到黄平住了一晚上，然后到了谷拢工地。记得到工地的时间已经是黄昏，连队组织夜间会战，我的行李不知道在哪儿，找也没找到就去参加会战。第二天受到了连队表扬。（下面四张图片是湘黔铁路会战时的现场图片）。

　　报名时，我填写做过木工，几天后被派到了木工班，木工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国栋，另一个是我。杨国栋是高中毕业生，是木工出身，我只是经常到我家附近的木工厂跟一位赵师傅学着锯木头、刨木板，凿眼子，就那么一点基础。杨国栋并没有嫌弃我，干了几个月之后，我的木工技术有了很大的长进，我们建房子，做办公桌、椅子等。我在连队工作很顺心，干劲十足，从杨国栋身上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包容和宽容，这二样东西是会让人快乐和幸福的，她让我受用了一辈子。当时，一个月38块钱工资，那时候是很多的，除了吃饭，剩不少，我花120块钱买了上海手表，这是第一次用自己的工资给自己买东西，看着手表好几天爱不释手，时不时还要有意捞高点袖子显呸一下。一天美滋滋的。

　　我跟同志关系非常好。我都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别人，去替别人说话，时间久了，大家对你都有好感。另外，我不怕吃苦不怕吃亏，这样也容易与人相处。我跟杨国栋的关系就非常好，跟连队几位领导的关系也非常好，我们的工作虽然艰苦辛苦，但是很快乐。在这期间，我到姐夫的师部去了几次，姐夫总是非常热情招待，好吃的都全部拿出来，很亲切，姐夫也来连队看过我（我在沈阳东北大学上研究生时，姐夫也专门到学校看望我，这是我周围的亲人唯一去看我的人，这也让我记住一辈子）。我们一连住山上，三哥的四连住对面山下，我们见好几次面，三哥总要塞些钱或东西给我，兄弟情谊总是温暖的。后来，三哥提前回安顺，大姐给他安排了照相馆工作，这是后话。我在连队加入了共青团，入团时集中在团部宣誓，很隆重，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发展的第一批共青团员。

　　很快我被抽出来参加了湘黔铁路查账培训学习，财务老师是贵州省财政厅、中央人民银行的老财务人员。后来铁路又决定不查账了，我就地被分配到铁路后勤部贵定兵站，也就是物资站财务室，学习财务工作。兵站指定了我的财务老师名字叫朱乃翰，是上海复旦大学财务毕业生、贵阳建设银行副行长。财务室的人有省财政厅、省财政学校老师、银行的职员。到贵定兵站工作之后，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里程，在朱老师的关怀和影响?下，我真正感到“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意义。朱老师真心实意地教我，还从家里背回来不少书籍让我学习，我第一次知道和看到了“古文观止”这本书。朱老师一点点教我做财务帐，后来我已经记日记帐，这是财务管理各科目的繁杂帐目。遇到高人，你的提高不是用一个数量级可以来表达的。这也是我以后工作所具备的一个技能和特长，比一般同样走上领导岗位的人明白财务，受益了一辈子。我们兵站有一个兵乓球台，晚上吃完饭，大家都在哪儿打乒乓球、还可以晚上煮夜点吃，生活愉快，互相很关心。

　　我记得在兵站分个冰冻大猪头，我们财务室的唐会计回贵阳，我请他带到二哥家。猪头带到二哥家后，猪头冻的水开始化了，往下流水，像是流汗，小唐说，他自己满头是汗，一看猪头也在流汗，我们听了哈哈大笑。那时候年轻，真叫不懂事，那么重的东西请人带。现在回味起来，确是非常愉快高兴的事，这是我与唐会计之间一辈子的相交，一辈子的回忆和记忆，尤为珍贵（小唐叫唐笃义，是省财会学校老师，其实比我们大，只是没有成家）。

　　1972年，在办公室突然接到大姐的电话，问我要不要上大学，我听后完全蒙呆了，想都没想过的事，怎么会发生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办公室的同事们异口同声说，赶快回答“要上”，我没反应过来，就跟着他们说，“要上”。那时真是觉得幸福满满，世界充满了太阳。安顺大学招生已经接近尾声，只剩西南石油学院?一个招生名额了。招生的邓老师问了情况之后就确定招生我了，当然，这里大姐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了，后来我四哥又做了许多事后工作。

　　回到单位之后，大家都为我高兴，我们财务室的老袁专门找我谈话，说你现在年轻，有这样的学习机会不容易，千万别浪费了，尤其不要谈恋爱，浪费了精力和时间。他们是过来人，知道学习机会的可贵，而且，老袁还专门给我们兵站的女孩子们打招呼，不让给我写信（老袁曾经当兵，是省军区篮球队队员，人高马大很有生活情调，修铁路结束后，老袁分到贵州省外汇管理局工作，1989年我与他在去北京的飞机上相遇，互相手拉手感慨半天），我由此与许多兵站同事失去联系。上学时，我们兵站的同志们全部都到了车站送我，我看到许多年轻人热泪盈眶。我很怀念我们那个团体，我也很怀念过去的时光，每个奋斗的时期。奋斗都是催人奋进、让人感到人生的意义所在、感到生命的光彩。

　　回想起来，我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与家里分不开的，与父母、姐姐、哥哥们的关怀分不开的。尽管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生活所经历的酸甜苦辣互相不一定都知道，现在年龄大了，有时间写点回忆供亲人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