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举行的那次相当拘谨的军人午餐会上,大家谁也不认识谁。我坐在一个美国伞兵身边。他是第一○一空降师——巴顿英雄部队的,约摸二十岁。像多数跳伞运动员一样,他长得比一般美国军人颀长些,而且肩膀很宽,看上去是个孔武有力的硬汉子。他胸前闪耀着的勋章缓带,比我记忆中任何将级官衔以下的人都要多。他开头有些怯生生的,不很健谈。但是过了不久,他的拘束消失了,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在大规模进攻开始的前一天(进攻法国前二十四小时),盟军向诺曼底空投了伞兵,这个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不幸的是,他在远离预定地点好几英里的地方着陆。那时候天差不多亮了,老早已经在脑子里记熟了的标志,他一个也没有找到,也见不到任何战友。他吹响了用以集合队伍的尖声警笛,却得不到任何响应。焦虑不安的几分钟过去了,他再吹一遍,还是一个人也没有来。他于是知道原定计划出毛病了,他现在是单枪匹马,完全落在敌人控制的土地上了。
他懂得,必须马上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他着陆的地点,是在一个整洁的、收拾得挺漂亮的果园里的一堵石墙附近。在熹微的晨光里,他看见不远处有一栋小小的红色屋顶的农家。他不知道住在里面的人是亲盟国的呢,还是亲德国的,但是他总得碰碰运气啊。他朝那房子奔去,一边温习着寥寥可数的几句法语,那是专为应付这种紧急情况而学的。
听到敲门声,一位年约三十岁的法国女人开了门。她长得并不漂亮,虽不是笑容满面,但是她的眼光却善良而镇定。她显然是刚从做早饭的灶间出来的,她的丈夫和她的三个小小的孩子——其中一个是婴儿,坐在一张高椅子上——坐在饭桌旁边,惊异地盯着他。
“我是一个美国兵。”伞兵说,“你们愿意把我藏起来吗?”
“哦,当然啦。”法国女人说着便把他带进屋里。
“赶快,你得赶快。”做丈夫的说,他迅速地把这个美国人推进壁炉旁边的一个大碗橱里,“砰”的一声关上橱门。
几分钟后,六个德国士兵来了。他们已经看到这个伞兵降落,而这一栋又是附近惟一的房子。他们搜查得干净利落,转眼之间就找到了这个美国伞兵,把他从碗橱里拖了出来。
那位仅仅是由于藏起美国人而“犯罪”的法国农民,在被拉出厨房的时候,想要招呼他妻子一声,但是一个德国士兵一拳打在他的嘴上,他就说不出话来了。德国人命令他站到院子里,他并没有受到审讯,也不能向妻儿说一声再见,根本无所谓手续不手续,就被当场枪毙了。妻子呜咽,孩子放声大哭起来。
德国士兵知道怎样发落敢于掩护敌人的法国老百姓,不过对于如何处置他们的这个美国俘虏,却显然有一场争论。于是他们暂时把他推入一间棚屋里,把门闩上。
棚屋后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由此望去,可以看到田野边缘的那片树林。那伞兵蜷身挤出窗口,向树林奔去。
德国人发现他逃走了。他们一边跑到棚屋后边来追他,一边向他开枪。子弹没有打中目标。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来,逃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他刚跑进树林——悉经营的、没什么灌木和杂树的法国树林——就听到周围都是追兵,互相吆喝着。他们分散开来,正在很有次序地进行搜索。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看来抓住他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他没有什么机会了。
对,还有最后的一次机会。伞兵振作起来押了这一注。他拼命往回跑,避开一棵又一棵的树,离开树林,再次跑进田野。他跑过了棚屋,穿过院子,院子里还躺着那位被杀害的法国人的尸体。这个美国兵又一次来到这户农家,敲响了房门。那位法国女人很快打开了门。她满脸苍白,泪眼模糊。他们面对面地,站了也许一秒来钟。她没有向她丈夫的尸体看上一眼,一直看也不敢看他一下。她直直地注视着这个美国青年的眼睛,他的到来使她变成了寡妇,孩子们变成了孤儿。
“你愿意把我藏起来吗?”他问。
“哦,当然啦。快!”
她毫不迟疑地把他送回壁炉边的碗橱里。他在碗橱里躲了三天。法国农民的葬礼举行的时候,他是呆在那儿的。三天之后,诺曼底地区解放了,他得以重返部队。
德国人再没有来过这户农家。他们想不到需要再来搜查这间房子,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们所要对付的这种人民。也许,他们理解不了,人类的精神竟然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两种勇气打败了他们——智胜他们的美国青年的勇气,和那位法国女人的勇气——她毫不犹豫地给了美国伞兵第二次机会。
我被这真实的故事里的两位主角迷住了。我常常想到他们,并把这个故事多次讲给美国驻法国和意大利的战士们听。不过我缺乏口才,总也不能圆满地表达出我对这两位卓越人物的看法。直到全欧胜利日以后,当我准备回国的时候,碰上了一位空军将领,他才把我感受到的确切地说出来了:
“青年伞兵有的是拼命的勇气。”他说,“在牢笼里,他看到了而且抓住了惟一的出路。他是个勇敢机灵的孩子。不过,那位法国妇女的勇气呢,是经常同你在一起,永远不会让你丢脸的。她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幸福?”我惊奇地望着他。
“对,幸福。”将军重说一遍,“她懂得她信仰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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