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观词对柳永词的继承与发展

　　秦观与柳永是北宋词坛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词人。他们作为正宗的婉约派词人，终未摆脱“言情”的束缚。秦观的词在北宋时代就享誉盛名，被人们广泛传唱。本文通过比较两位词人言情词的结构、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异同，说明秦观词对于刘永词的继承与发展，既有极大相似之处，又有各自的特色，冯煦《蒿庵论词》评价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①

　　一 章法结构的继承和发展

　　在柳永之前，没有人专力于长调的创作，直到柳永，才以全心全力、全副的心神，去创作慢词，不仅引起许多词家的注意，而且慢词的创作也蔚为风气。慢词扩大了词的容量，丰富的表现力，能把小令难以表达的复杂内容，曲折尽致的表达出来，而这也是为大家所能普遍接受，很快成为词的主流的原因。 在许多慢词中，柳永并不以旧有的词牌而满足。柳永看待俗曲，并不一味的接受而已，他知道这类曲词藏著丰富的灵感和泉源，柳永不遵循旧有，敢于采择俗曲，推陈出新的开放精神。而他运用自己的音乐才华，为这些慢词作新声，也使词这种本就为唱而作的调子，更进一步得到扩展!

　　例如他的《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一反柳永惯常的风格，以大开大阖、波澜起伏的笔法，浓墨重彩地铺叙展现了杭州的繁荣、壮丽景象，可谓“承平气象，形容曲尽”②。这首词，慢声长调和所抒之情起伏相应，音律协调，情致婉转，是柳永的一首传世佳作。

　　开头三句，入手擒题，以博大的气势笼罩全篇。首先点出杭州位置的重要、历史的悠久，揭示出所咏主题 。三吴，旧指吴兴、吴郡、会稽。钱塘，即杭州。此处称"三吴都会"，极言其为东南一带、三吴地区的重要都市，字字铿锵有力。其中“形胜”、“繁华”四字，为点睛之笔。自“烟柳”以下，便从各个方面描写杭州之形胜与繁华。“烟柳画桥”，写街巷河桥的美丽;“内帘翠幕”，写居民住宅的雅致。“参差十万人家”一句，转弱调为强音，表现出整个都市户口的繁庶。“参差”为大约之义。“云树”三句，由市内说到郊外，只见在钱塘江堤上，行行树木，远远望去，郁郁苍苍，犹如云雾一般。一个“绕”字，写出长堤迤逦曲折的态势。“怒涛”二句，写钱塘江水的澎湃与浩荡。“天堑”，原意为天然的深沟，这里移来形容钱塘江。钱塘江八月观潮，历来称为盛举。描写钱塘江潮是必不可少的一笔。“市列”三句，只抓住“珠玑”和“罗绮”两个细节，便把市场的繁荣、市民的殷富反映出来。珠玑、罗绮，又皆妇女服用之物，并暗示杭城声色之盛。“竞豪奢”三个字明写肆间商品琳琅满目，暗写商人比夸争耀，反映了杭州这个繁华都市穷奢极欲的一面。 下片重点描写西湖。西湖，蓄洁停沉，圆若宝镜，至于宋初已十分秀丽。重湖，是指西湖中的白堤将湖面分割成的里湖和外湖。叠山，是指灵隐山、南屏山、慧日峰等重重叠叠的山岭。湖山之美，词人先用“清嘉”二字概括，接下去写山上的桂子、湖中的荷花。这两种花也是代表杭州的典型景物。柳① 冯煦，《蒿庵论词》，转引自周义敢、周雷，《秦观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1：343.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②

　　永这里以工整的一联，描写了不同季节的两种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两句确实写得高度凝炼，它把西湖以至整个杭州最美的特征概括出来，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对仗也很工稳，情韵亦自悠扬。“泛夜”“弄情”，互文见义，说明不论白天或是夜晚，湖面上都荡漾着优美的笛曲和采菱的歌声。着一“泛”字，表示那是在湖中的船上，“嬉嬉钓叟莲娃”，是说吹羌笛的渔翁，唱菱歌的采莲姑娘都很快乐。“嬉嬉”二字，则将他们的欢乐神态，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国泰民安的游乐图卷。接着词人写达官贵人在此游乐的场景。成群的马队簇拥着高高的牙旗，缓缓而来，一派暄赫声势。笔致洒落，音调雄浑，仿佛令人看到一位威武而又风流的地方长官，饮酒赏乐，啸傲于山水之间。“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是这首词的结束语。将如上所写和不及写的，尽数包拢。意谓当达官贵人们召还之日，合将好景画成图本，献与朝廷，夸示于同僚，谓世间真存如此一人间仙境。以达官贵人的不思离去，烘托出西湖之美。

　　而秦观作词正是一种瞬息情感的冲动，因此他喜用小令。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小令体制短小集中，更适合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但秦观并没有忽视慢词这一新兴的词作形式。秦观似乎是顺应了这一趋势，八十多首词作中共有慢词二十余首，占四分之一强，不可谓之少。但他以比兴手法作慢词则显然是逆流而动。柳永的词虽然还是以抒情为主，但已有以词叙事的倾向，更多的是运用了赋的手法。不论是景物描写，还是情感发抒，都详尽有余，而节制不够，给人密腻之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详尽的铺叙铺陈中，情与景处于较分离的状态，没能很好融合。而且，在情与景之外另多了一个因子——过程，即事件。情景事三者结合，分不清主次，既像叙事，又像写景，也像抒情，妨碍了情与景的融合，给人散漫之感。慢词因篇幅较长，需要一个过程即事件来连贯全篇。但秦观却将事件的叙写降到最低限度，以致若有若无，就像一根极细的丝线，上面穿着情景交融的珍珠。如《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凄凄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然暗惊。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向、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

　　这首词虽是回忆、思念的事件，但我们看到的却只是一些色彩鲜明的意象，而非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即在写景抒情上，秦观也不像柳永用赋的手法将情景分开来加以详细地描绘抒发，而是用比兴的手法将二者融合起来，形成鲜明的审美意象，凝练含蓄，富于节制，从而诱发人的审美想象。秦观虽作慢词，却与柳永以赋笔入词的潮流相背。慢词的兴起本是对符合传统艺术思维方式的传统形式(小令)的突破，但秦观却在这种创新的形式中“保守”地运用了传统艺术思维方式，而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需指出的是，秦观并非以比兴手法作慢词之第一人。在他之前的张先、晏几道等人已有此作风，显出了传统艺术思维方式面对要求突破的时代趋势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它无法阻止与它不符的新兴形式(慢词)对与它相符的传统形式(小令)的突破乃至取代;另一方面，它又不甘心轻易地完全地退出历史舞台，于是就以改良的方式实施新瓶装旧酒的策略，在慢词中继续使用比兴(小令)手法。而秦观的慢词创作正是这一矛盾状态的典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