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一面言辞平实，声音清冷；一面好奇心汹涌，感情热烈。她敬畏这个世界，于是想要看见；她想让你也看见，于是她要将它打开。她把做节目和文学联系在一起，她在镜头前开口，她是这个时代的“超级女声”。
看见柴静
柴静总是说起自己刚做电视节目的时候，蒙了一年多，找不着感觉。心里越着急，采访时就越咄咄逼人，想一招就要了对方的命。后来她做了一期节目，叫《飞跃界限》，干净利落地把采访对象撂倒了，问题个个都漂亮犀利。有同事夸她，说柴静发展出一种“温柔的尖锐”。她正有些自得，《南方周末》上刘洪波的评论就来了：“柴静太冷酷。”
那篇评论带来的刺激很深，像个耳刮子，虽然疼痛，但也有醒脑的作用。她意识到自己的求胜心其实是出于想克服内心的怯懦和自卑，可是太急了，矫枉过正。后来柴静常常把采访比做流水，要让水自然地流淌，才能勾勒出事情的原貌，重心偏颇的提问就像水流中突然多出一块石头，改变了它的流向，一切就都变了。
真正让柴静找到做电视节目的感觉的，是她第一次的现场采访。那是2003年3月，新疆发生了大地震，由于她是前方唯一一个记者，故而被临时委任，要自己做一期《面对面》。从前坐在演播室做采访，柴静会想着数字、概念和100多个问题，可是当她坐着军用飞机到了现场，脚踩在地上，看到一片废墟，所有的那些就全部抛在脑后了。有一位老大妈已经没有了房子，转身抱着柴静，脸贴在她脸上。那一刻，“新闻”在柴静心里发生了改变，不再是概念和职业，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她正身在其中。
长天大地之间，一无所知的现场是一种解放。那时柴静找到当地的村支书做采访对象，唯一知道的信息就是地震中他家里死了5口人。没有任何准备的时间和需要，坐下来就采访，顾不上头发是什么样子，脸上是什么表情，对面的那个人连家都没有了。村支书讲维语，翻译也是当地人，勉强能够交流。柴静用最简单的句子提问，她先看了看四周，问了第一个问题：“你睡在哪儿？”他说：“我睡在地上。”“那你睡得着吗？”“睡不着。想我们家的人，想这个村子的人。”
节目做完，回到北京，平时对柴静挺严厉的人，突然间温和了些。同事评论说：“柴静的节目终于有人情味儿了。”人，是所有环节的中心，也是柴静在那之后牢牢抓住的一点。柴静说自己做节目总想看见人，总想看见表情、触碰到人。当人就在眼前时，坚冰才会消融。
如今，开始做《看见》这档节目之后，柴静的自我反思更加频繁了，每做完一期，她就写一篇博客，用来备忘。她会在节目播出时，坐在沙发上，完整地看一遍，反观自己。有时候，她的朋友陈晓卿喊她去吃夜宵，她坚持要看完自己的节目再去，招来一阵挖苦。柴静喜欢挑错，别人都觉得好的节目，她看了却很伤心，她生怕采访对象受到自己的影响，她会在反观时察觉到自己的语气里是否带有评判和防备的意味，她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世界，稍加干扰就失去了真实，她要做的就只有一个动作：打开。
《看见》给了柴静一次不断回想和进步的机会，她在想自己要做什么，新闻和文学的区别在哪里。老舍的一段话让她受到了启发：新闻是以记录千奇百怪为目的的，而文学恰恰相反，是最寻常的事情。柴静要做的正是文学，她马上找到了现实的参照：药家鑫、李阳、艾滋病人……他们统统都貌似奇特，大家觉得无法理解，是因为没有人进入他们中间，没有了解到更多的事实。
最近，她迷上了《安娜？卡列尼娜》，原因是她看了伯林写托尔斯泰的一篇文章，那里边隐隐约约提到了某种她正在经历但未曾明言的东西。在做“药家鑫案”的时候，她感到自己思想中有一个根柱已然在摇晃，这就是何谓客观。
以前，柴静理解的客观是比较僵硬的，就是不动声色，不要沉浸其中。伯林却说了一种相反的解读—客观恰恰是进入到万事万物，当人进入到此侧和彼侧的对立双方时，反而因为对对方理解的深度的一致，他们实现了客观上的平衡。这是一种必然性，无须感喟也无须叹息，这些事情就嵌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必然要发生。托尔斯泰的伟大就在于他写出了这种必然性，告诉你何事不可避免，何事不可发生，何事无法完成。这才叫“客观”，这是柴静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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