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深谙演讲之道，上来先很幽默地讲一些跟金融危机有关的简单看法，表示了对于美国人能够渡过危机的信任——不过坦率地讲他的暖场有点长。接下来说之前接到的信息是说要在林肯中心演讲，还听说那是很多元首讲话的非常庄重的地方，于是诚惶诚恐地认真准备了演讲稿，结果来了发现不是，不过不想浪费准备讲稿的努力，所以会选择性地念一念。 莫言先从自己讲起，和往常一样，说自己生于1955年山东省高密县的农村。他说他上次来美国演讲提到他小时候的很多饥饿的经历。莫言觉得饥饿和孤独是他写作的两大源泉，必须讲一讲。他小时候正处于中国最困难的六十年代，他常常是一个饥饿的孩子，他最早的和最深刻的记忆全都和食物有关。他清晰地记得妈妈在院子里捶打野菜的场景，妈妈捶得梆梆作响，一些野菜和汁水溅在妈妈的衣服上，空气里也飘着野菜的苦味。这样一个视觉听觉嗅觉俱全(全面的感官感受——我当时觉得这也正是描写鲜活场景的诀窍之一)的场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觉得妈妈是个很坚强的人。那时候村里常常有人自杀，有一阵子连续有七八个女人自杀了，小莫言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常常担心灾难会发生在妈妈身上，每次回家都要先大喊妈妈，确定了妈妈还在就安心了。有一次回家找不到妈妈，院子牛棚磨房都找不到，他一下子就觉得不好了，就坐在院子里面哭。不过后来妈妈回来了，告诉他阎王爷不叫她她是不会走的。莫言从此终于安心了。他觉得妈妈是很坚韧的一个女人，那时候那么困难，却一直坚持着。那时大家常常饿得连尊严也无所谓了，孩子们甚至会围住公社保管员学狗叫，因为保管员说谁学得像就给谁一块豆饼。这群孩子中间就有莫言，他回家后遭到了爸爸和爷爷的批评，他们教育莫言人要有骨气，不能为了一块豆饼学狗叫。爷爷还说嘴只是一个通道，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还不都是一样，不能为吃就丢骨气。但是莫言那时候不同意，他觉得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当然是不一样的。后来想起来，莫言觉得正是因为千千万万中国人中有妈妈那样的坚韧和爸爸、爷爷那样的尊严，中国才能不断经受住各种磨难的考验。这成为他写小说的来源之一，他的小说里就想体现这些品质。 接下来讲到“孤独”。莫言小时候没去上学，但是他太小又不能当劳动力，于是就被村里派去放牛。他和他的牛们一起，看蓝天白云，听鸟虫鸣叫，但其实并没有那样美——他觉得非常孤独。他是个很爱说话的孩子，没有人说话就跟牛说话，后来他甚至觉得牛好像也能听懂一些他的话。他因此非常了解牛了解动物，所以他的小说里面写了很多动物，甚至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他有一个中篇就叫《牛》，近作《生死疲劳》有一章就写牛，于是甚至曾有人说莫言上辈子是牛。莫言说那不是，他还写了很多猪和狗呢。还有人曾经问莫言为什么不写骆驼和长颈鹿而写牛，莫言说他了解牛了解马了解狗，知道他们摇一下尾巴打一个响鼻都是什么意思，骆驼和长颈鹿就不那么了解了。 莫言说常有人问他为什么写小说，其实他写小说的动机最初也和食物有关。他有个邻居是大学生，因为被划为右派而打回原籍，于是他从这个大学生那里听到很多作家的故事。他听说济南的作家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他们觉得毛主席大概一天也就吃一顿饺子，作家吃得比毛主席还好，那真是了不得。于是他开始写小说还是为了吃。但是等到吃饱了，吃饭不成问题了，就有了新的动力，也就是要表达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赞美他所敬重的中国人的种种品质。他说也许因为自己是个胆怯的懦夫的原因，他才那么喜欢塑造那些勇敢倔强的英雄人物来实现无法实现的那部分自己。 最后莫言说到自己笔名的来源，这个他在过去也多次提到。他过去是个很爱说话的孩子，但是那时候中国社会很不正常，说错了话会有严重的后果。即便是孩子，说错了话也会给家庭带来严重的灾难。他有个小学同学说“毛主席也会犯错”，结果爸爸被叫到了学校，爸爸听老师说了，就拿棍子把孩子打倒在地，结果孩子从此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妈妈叫莫言不要乱说话，她觉得也许只有把莫言的嘴巴缝起来才保险，但是莫言的姐姐说就算缝起来嘴缝里面还是要露出话来。后来莫言就把自己本名的中间一个字拆开当作笔名，这同时也是妈妈的教诲，不过他觉得改了名字也没能改掉自己的脾气，于是一个叫不要说话的人依然在到处乱说话。 莫言讲话并没有很多抑扬顿挫，而且还要时常中断等待翻译，但是就像聊天一样娓娓道来，从感性处切入，有时甚至讲得催人泪下，同时却又反映出深刻的道理。可惜我没带纸和笔，也许会有些遗漏，不过我感觉积极去听印象似乎更深刻。 提问环节我迅猛地举手，抢到了第一个机会。我说莫言老师您好，我是建筑学院的徐小萌，很高兴有幸听到您的演讲;我是旷了课来听的，但是觉得非常值得，因为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深刻而又富于感染力的演讲。我的一个问题是问莫言觉得写小说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如何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问他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写小说有什么建议或期望。这些也是我来之前就很想知道的问题，我想写小说的人也会很想知道。他的回答非常详细。 他首先说他也觉得我旷课很值得，于是听众都笑了。他说建筑师需要多样的想象力，不能只跟几何形体和数学公式打交道。他认识保罗·安德鲁，他觉得国家大剧院的灵感肯定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日常的生活，鸟巢肯定也不是来自于书本。他还讲到新的中央电视台很难看，除了“大裤衩”的外号，火灾之后大家还起了很难听的歇后语，不过那个要私下讲。(写到这里我发现我后来忘记问他是什么了)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很坦率地说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觉得没的写。第一次是八十年代初，那时觉得小说就是写正面的，写英雄人物，很快就觉得没的写了，后来大量的西方文学翻译过来，他也系统地读了很多。他举例说马尔克斯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拍案惊呼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他读到《百年孤独》也有同样的惊奇。这样一来素材就一下子打开了，发现有很多可以写的——家乡的过去和现在、童年的种种记忆都涌出来，有时候好像家乡的那些狗就在身后面叫，他觉得这些狂叫的狗就是他要写的。另外一次觉得没的写是因为发现自己的经验好像都写尽了。不同的作家由于不同的生活经验肯定就对世界有不同体验，来自底层饱尝苦难的作家看尽了世态炎凉，对于人类对于世界就有更深刻的认识。但是无论什么作家，就算活一百岁，自己的经验也有枯竭的时候，那么就需要打开自己的经验面。好的作家就必备一种能力——用他人的经验来创作，但是这个经验必须融汇自己的感情和思考，打上自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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