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荒诞

　　引导语：　莫言：生活的荒诞性我觉得是生活必须有的内容，就像大千世界里既要有燕子也要有麻雀一样。

　　中国当代文学的“差”，可能是一个事实，也可能是一个偏见或者成见。或许这些偏见或者成见的存在，就与人性有关。在近日对莫言的采访中，莫言谈到自己对于人性的一个观察：“人并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别，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罪犯。人要认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认识到自己的多面性，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谅解和宽容。”

　1写作首先要有话要说

　　赵本军：我注意到，有的作家在访谈里说他们在写作上为自己定下的规矩是每天都写，像阿城就说他基本是用固定的时间去写，像上下班一样，写作的时间和规律上都很有保证。

　　莫言：我做不到这一点，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作家。我总结了一下，从1986年开始写作到现在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我的所有写作时间加起来也没有超过五年。《红高粱家族》五个中篇，一个中篇也就两个星期，就算写三个月。《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各一个月，《生死疲劳》写了43天，每一部小说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三个月，《蛙》写得长一点，顶多半年。11部长篇，一个半年的话，才五年半。大量的时间我没有写作，都是在为写作做准备。

　　赵本军：你曾经说过，当年你写作最大的动力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吃饱饭，现在你已经离开了农村，也不用再担心吃饱饭的问题了，现在你的写作动力是什么?

　　莫言：现在的写作肯定不是为了吃饱饭了，现在写作首先确实觉得还有很多的话要说，感觉还有很多东西要写。另外就是对小说艺术的探求本身充满乐趣，像探险一样。小说艺术其实是无穷无尽的，我们老认为它已经黔驴技穷，山穷水尽，但实际上它还有无限的可能性。每一部新作都具有创新的乐趣，当然这个创新基本是针对自己而言，就是我过去的作品里没有的写法，或者作品里没写这样的人物、没有这样的结构。

　　赵本军：你现在身处北京，城市生活是否影响了你的写作?

　　莫言：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我在农村生活了20年，最后进入中国最大的城市。实际上我现在在城市生活的时间比在乡村生活的时间要长，虽然我很少正面去写城市生活，但长期的城市生活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的很多小说，早已不是纯粹的乡土小说，而是混杂了城市和乡村、历史与现实的作品。我觉得长期以来读者或评论界形成一个先入为主的看法，这个人是城市人或虽然在农村长大但父母是公职人员，因此这个人是可以写城市题材的。那个人出身农民家庭，本人又比较土气，因此只能写农村题材。如果这个人写了城市生活那也是不可信的。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有很多出身农民家庭的作家写城市写得也不错。我觉得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城市，我就是用我自己的眼光看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写的故乡是精神故乡，而我写的城市也是精神的城市。城市或者乡村，毕竟是个环境，小说归根到底是写人的，而人，尤其是现代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到底有多大区别呢?我感到我对很多出身高贵的城里人的理解没有丝毫困难，他们的美好和邪恶我都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