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19年10月，是鲁迅寓居绍兴会馆补树书屋的最后一个月。1916年6月搬进这里后的3年，是鲁迅一生中最寂寞的一段时间。

　　他写道：“我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居然暗暗地消去了……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顶上……”

　　然而在1919年10月，鲁迅却不再专注于古碑古文，而是写下洋洋6千余字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在《新青年》6卷6号，在文章中他批判了过往的父子观。

　　他写道：“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自己的孩子，为他们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并不是凭空而来，鲁迅对父子关系问题关注为时已久，他认为孩子是国家的下一代，拯救他们就是改变中国的未来。

　　但在被泛伦理化、泛国家化的教育理念包围中，人的个性的舒展只能是妄想，因此将孩子从旧的父子关系中解放是改变社会的关键。

　　在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一年前写下的《狂人日记》中，他就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他的观点则表达得更为明晰。

　　他首先反对子女应以“顺从”作为“孝道”的观点，并结合进化论的观点指出“只要思想未遭痼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也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

　　然后鲁迅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幼本位”的主张，即父母对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就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以孩子为本位，而不是把他们硬塞在祖先或自己为他们造就的模子中。

　　他特别反对流行的报恩观点。他指出“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是非常荒唐的，特别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就更其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