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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祥子》:没有完成的构思——文本细读及文化社会学分析

骆驼祥子 时间:2021-08-31 手机版

  引导语:《骆驼祥子》讲述了旧中国车夫祥子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与人民的悲惨命运。

《骆驼祥子》:没有完成的构思——文本细读及文化社会学分析

  内容提要:《骆驼祥子》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老舍原计划将1929年轰动全国的“北平洋车夫暴乱”事件写进小说,阮明和祥子将在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中有所表现。当《骆驼祥子》创作到第23章时,老舍突然改变了构思,草草结束了小说。老舍改变构思的原因与《黑白李》可能受到的批评有关。

  主题词:《骆驼祥子》 “高呼革命” 《黑白李》 北平洋车夫暴乱事件

  一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创作于1936年7月,同年9月开始在《宇宙风》连载,1937年10月续完,每期发表2章,共24章。

  这是老舍遂了“作职业写家的心意”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

  这部小说虽然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但作家动笔之前已胸有成竹。他曾说道:“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作品还没有连载完,他便情不自禁地透露:“这(将)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 i

  然而,凡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发现,作家并没有圆满地完成构思,作品中预先埋设的“草蛇灰线”,在最后两章(段)中竟嘎然中断;祥子的性格已经发展到了临界点,却突然走向了反面。整部作品给人留下这么个奇怪的印象:好比观看体育比赛,一位领先的长跑运动员,大汗淋漓地跑到了终点线前,裁判却让他向后转!

  1945年,老舍承认:“收尾收得太慌了一点”,“事实上,我应当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的刹住”ii。

  “收尾”的一章(第24章)再加上预定构思中的三章,小说至少应该写到27章。也就是说,删减的或压缩的部分占这部小说的七分之一强,《骆驼祥子》每章约6000字,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比预定构思压缩或删减了近20000字。

  1950年,老舍再次谈到这部小说,他坦言《骆驼祥子》的创作受到革命文学的影响,立意“积极的描写受压迫的人”,想“高呼革命”,但为了能“使作品偷渡过检查的税卡子”,故不得不把思想“掩护”了起来,“这必不免的使能猜透我的潜伏在故事下面的真义的人觉得不痛快,不过瘾。讥我为“要吃又怕烫嘴”;使看不到那么深的人觉得莫名其妙。iii”

  “莫名奇妙”,是读者们当年的反映;“要吃又怕烫嘴”,是作者当年的内心苦衷;而“猜透”小说情节外壳下面隐藏的“真义”,则是我们研究者的责任。

  金圣叹说得好:“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只有把握了老舍当年的创作构思,才能探讨他为什么匆忙结束小说的真实原因。

  二

  在老舍的最初构思中,《骆驼祥子》是否有“高呼革命”的意图呢?有!

  首先,作家当时的思想状况已经达到了这个境界:

  1930年,老舍绕道新加坡返国后,“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产生了强烈的革命欲望,《小坡的生日》(1931年)充满对东方革命前途的憧憬;然而,返国后不久的所见所闻,粉碎了他的幻想,他一度陷入悲观之中,《猫城记》(1932年)便是他此期思想的真实反映。

  从《小坡的生日》到《猫城记》,老舍的思想完成了一轮痛苦的螺旋,从盲目的乐观转向深沉的思索;他开始向社会政治主潮靠拢,也开始接近革命文学运动。在这螺旋上升的半环上有一个不能忽略的点,那便是《大明湖》(1931年8月),这部作品取材于1928年震惊世界的济南“五三惨案”iv。从自身经历之外的社会生活中攫取长篇小说创作素材,对老舍来说,这是第一次;试图表现重大政治事件,也是第一次;试图正面描写共产党的活动,更是第一次。

  《大明湖》原稿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被焚毁。两年后,老舍凭着记忆,把其中的部分章节抽出来提炼为《黑白李》(1934年)另行发表。这部作品明显地带有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此时,他的思想超越了《猫城记》,又开始了新的螺旋。《骆驼祥子》便是新的螺旋期的代表作。

  其次,作家对《骆驼祥子》主角的性格特征、活动空间和活动时间诸方面的精心设计,显示出“高呼革命”的意图。

  小说的主角祥子是个农村青年,这个构思耐人寻味。

  老舍非常熟悉北京洋车夫的生活,他的亲戚朋友中有不少人是这行当中人,他可以随便从他们中间挑选一个,或者揉合几个来充当小说的主角。然而,他却偏偏不用他们,充分表现出此期他对北京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精神和生理状况彻底失望的心情。在《猫城记》中他曾对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进行过残酷的嘲笑:“处处是疑心,藐小,自利,残忍。没有一点诚实,大量,义气,慷慨!”在《离婚》中他对市民阶层的精神和生理状态曾极而言之地评价道:“北京除了风没有硬东西!”他要“高呼革命”,这些人物显然不是合适的对象。

  可以设想,老舍如果想在这部作品中表现重大主题,他需要找一个没有受过腐朽的市民文化浸染的“硬汉”——“地狱里的好鬼”,来承担重任。

  祥子便是老舍所设计的这类无论从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堪称“硬汉”的角色。祥子 “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没有受过市民文化的毒害;他在城里“没有父母亲戚,没有任何财产”,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他“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他“要强”、“豪横”、“硬气”;他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祥子所具备的这些品质都是作家在当时的市民阶层所没有看到的。

  老舍把祥子这个“硬汉”放在北京,放在无比热爱又无限憎恨的北京市民文化与市民社会中,目的仅仅是通过他“写出个劳苦社会”,还是企图让他另有作为,这是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

  如果只是想“写出个劳苦社会”,作家犯不着特意设计祥子这样的人物,有二强子一家人就够了,从这一家人的境遇就可以活画出“地狱是什么样子”。然而,这样的主题并不符合作家此时的思想状况,《猫城记》已经活画出一个人间地狱了,《月牙儿》几乎令读者不忍终卷。老舍没有必要不断地重复自己。

  最为重要的是,老舍精心地为祥子选择了一个充满了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段。

  老舍曾自述,创作前他曾用了半年时间,“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这是一个非常奇怪也非常重要的表述,老舍还需要去了解洋车夫吗?洋车夫的生活,洋车夫的语言,洋车夫的行会帮派,早就存在于他的童年和少年记忆中。老舍所搜集说“材料”,不会只是这些,他还要为祥子的归宿寻找一个适当的时间段,让他风云际会,绝路逢生。

  作家曾自述云:《骆驼祥子》是把“把事件打乱”来写的v。因而,作品中看不出明确的年代标记。许多研究者都是从作品中作为背景出现的“乱兵”(军阀混战)、“故都”(北京改称北平)等历史事件,推测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应是北洋军阀统治后期或国民党统治的前期。然而,他们都忽略了作品最后一章中阮明因组织洋车夫被捕杀的事件,这是非常令人纳闷的。

  作品最后一章中,写到祥子出卖阮明,导致后者被捕杀。尽管作家没有展开来描写,但如此重要的情节,绝不会没有历史依据——

  据《申报》和《民国日报》:1929年10月22日,北平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市总工会部分领导人组织万余名洋车夫及市政工人“暴乱”,砸毁电车多辆,被拘捕者千余人,被驱逐者800余人,被枪决者4人。vi

  严格地说,“乱兵”、“故都”和“暴乱”三件历史大事中,在作品中明确可考且具有结构意义的是第三件,即洋车夫“暴乱”事件。随便提一句,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vii一文中对作品反映的年代的把握是准确的,但他没有将洋车夫“暴动”的历史事件纳入视野;而孙永志《〈骆驼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证》viii认为作品反映的年代应为1928年春至1931年秋,则完全把洋车夫“暴乱”当成了小说的虚构。

  老舍为祥子挑选的这个时间段最耐人寻味:第一,其间有着这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洋车夫“暴乱”事件,不就是为祥子所准备的吗?第二,其间老舍完全缺席,从1924年到1930年他全在国外,也就是说,他对这段时期北京洋车夫的思想动态及有组织的活动并不了解,他需要补课。老舍自述“搜集材料”,就是为了弥补缺席期而作的案头工夫。

  综上所述,老舍让祥子担当主角,是因为他在周围的人群中没有发现适合“革命”的性格类型;老舍把祥子放在北京,让他承受各种外来的打击,直到物质和精神上都一无所恃,以完成“革命”前的一切准备;然后,为他挑选一个最合适的历史舞台,让这个“地狱里的好鬼”参与“暴乱”,去“高呼革命”。

  我们认为,老舍创作《骆驼祥子》时企图“高呼革命”的表白是可信的。

  三

  老舍企图通过祥子表现重大的社会主题,“高呼革命”。那么,他在创作中所要做的,便是为祥子设计种种挫折,剥夺他可以赖以为生的所有“资本”,粉碎他独善其身的道德观念,摧毁他企图依赖个人力量生存的全部奢望,最后,逼他走向革命。

  研究者们所注意到的,大都是“最后”之前的祥子,也就是作家如何按照“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来塑造人物的创作特点,而忽略了这仅是作品高潮之前的铺垫。

  事实上,这个创作特点并不始于《骆驼祥子》的创作,老舍从英国归来后,已经从理论上达到了这个认识。1930年,他在《齐大月刊》上发表了《论创作》,其中写道:

  “我们不许再麻木下去,我们且少掀两回《说文解字》,而去看看社会,看看民间,看看枪炮一天打杀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贪官污吏在那里耍什么害人的把戏。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看,看便起了心灵的感应,这个感应便是生命的呼声。看,看别人,也看自己;看外面,也用直觉;这样便有了创作的训练。”

  也许我们可以说,如果把“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作为三个标准来衡量老舍的创作,他的早期作品大都停留在“看生命”或“领略生命”的阶段;而“解释生命”,则是从这时开始的。

  “解释生命”中所具有的新因素是“性”的观照和表现。老舍以前“老不敢放胆写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两性间的问题”(《我怎样写〈二马〉》),在《大明湖》创作阶段,他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发迹,他说:“我故意的提出几个穷男女,说说他们的苦处与需求”,“痛快着一点来说,我写的是性欲问题。在女子方面,重要的人物是很穷的母女两个。母亲受着性欲与穷困的两重压迫,而扔下了女儿不再管。她交结过好几个男人,全没有所谓浪漫故事中的追求与迷恋,而是直截了当的讲肉与钱的获得。”(《我怎样写〈大明湖〉》)

  “性欲与穷困的两重压迫”,是老舍站在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立场上对旧中国“三座大山”摧残人性的具象的理解,也是他的“解释生命”理论中的两个互为依存的要素。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老舍此期的新的艺术倾向,是把握老舍小说创作心理演进的一个重要依据。稍早于《骆驼祥子》的长短篇小说《离婚》《阳光》《柳屯的》《热包子》《也是三角》《牺牲》《大明湖》《月牙儿》都已经体现出了这个新的创作特色。

  《骆驼祥子》的人物塑造也是建立在“解释生命”这个基点上。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中写得非常清楚: “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问题。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是否能解决呢?”

  祥子的“志愿”是买车,写到虎妞死亡时已告破灭(第20章);祥子“性欲”的解决途径,当他主动迎合夏太太的诱惑时已经异化(第21章);祥子的“家庭和儿女”的梦想,被小福子的死亡击得粉碎(第23章)。至此,老舍已完成了对祥子“生命”的解释——

  看着一条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边等着吃点皮和须子,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一天的动作只为捡些白薯皮和须子吃。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

  如果说老舍的最初构思只是为了画出一个“地狱”来,他的愿望已经圆满完成。事实上,许多研究者的目光都止于此处,一切有关“现实主义深化”、“劳动者的赞歌”之类的评语都立足于以上篇章的分析。

  1954年《骆驼祥子》修订再版,老舍删除了从以下引文开始的一章半的内容:

  “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去。祥子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

  这段引文在初版中具有明显的承上接下作用,不仅具有结构上的意义,而且隐含着对上文的总结及下文的提示:“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是对祥子堕落历程的总结,揭示了黑暗社会吃人的罪恶本质;“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是对祥子未来行为的提示,预示祥子将来任何的“过激”行为,都是社会逼迫的结果,可以也应该得到原谅。

  然而,作品的第24章却笔锋一转,写出祥子出卖同志,出卖革命,向侦探密告工人运动的组织者,直接导致其被捕杀。作家甚至套用鲁迅10余年前《阿Q正传》“大团圆”的结局,写出一幅万人空巷观赏行刑的场面,从“革命文学”返回到“改造国民性”的老路上,思想又倒退了“好几丈”。《骆驼祥子》由“黑地狱”变成了 “叛徒外传”;祥子由“地狱里的好鬼”变成了地狱里的恶煞!

  显然,这样的结局不符合老舍当时的思想状况,也背离了祥子的性格逻辑。

  研究者们并非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然而,他们在论及祥子形象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作品的第24章,脱离文本而去寻找其它的解释。

  樊骏的《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便抹掉了祥子“出卖人命”的情节,他提出应特别重视老舍此期“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的思想,认为:“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思想立场上的重要变化。应该说,只有经过这样的变化,才可能写出《骆驼祥子》。”并以此论断作品“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特色”。

  “穷人的狡猾”能否承载得起作品文本,能否承载得起如此的评价呢?

  且看老舍在《事实的运用》对“妓女的狡猾”的分析:

  “在平凡的事中看出意义,是最要紧的。把事实只当作事实看,那么见了妓女便只见了争风吃醋,或虚情假义,如蝴蝶鸳鸯派作品中所报告者。由妓女的虚情假义而看到社会的罪恶,便深进了一层;妓女的狡猾应由整个社会负责任,这便有了些意义。”

  老舍说得很清楚,从“妓女的狡猾”而透视到“社会的罪恶”再认识到“应由整个社会负责任”,只是“有了些意义”。况且,“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远远比不上“官逼民反”、“逼上梁山”之类熟语所具有的民主主义思想。如果正视而不回避小说第24章中祥子“出卖人命”的情节,这种“穷人的狡猾”是否“正义”,是否该得到“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特色”的评价,也许应该另当别论!

  我们认为,小说写到第23章后半至第24章时,由于某种原因,作家突然改变了向“革命文学”靠拢的初衷,压缩和改变了计划中的情节内容,匆忙结束了小说,导致作品的思想内涵产生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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