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柳宗元与佛学的关系

　　摘　要： 本文对柳宗元自言“好佛”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再从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入世态度和在永州的行为三个方面论述他是一个自言“好佛”的人，而不是“信佛”的人。

　　关键词： 柳宗元;永州;佛学;哲学思想

　　柳宗元是一个“好佛”而且“信佛”的人，这是绝大多数柳宗元研究者的共同观点。 范文澜 先生认为柳宗元“中佛毒当然很深”，“柳宗元信佛，势逆而气衰”; 任继愈 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说柳宗元“受佛教唯心主义哲学影响较深……降低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水平”; 孙昌武 先生在《柳宗元传论》中认为“柳宗元唯物主义世界观不彻底”; 何书置 先生在《柳宗元在永州》中说柳宗元“不相信造物者的存在，但是他又信佛。有人说他好佛，并不信佛，其实不然。他是信佛的，而且有时还相当虔诚”。然而，对以上的观点，笔者始终不敢苟同。纵观柳宗元一生的经历，认真地读柳宗元的文章，要将他定性为一个“信佛”的人，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一、柳宗元为什么说自己“好佛”

　　柳宗元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表明自己“好佛”。“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知释氏之道且久”(《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柳宗元以上表白不仅说自己“好佛”，而且贯穿一生，始终不变。柳宗元为何要反复表明自己“好佛”呢?

　　佛教在东汉时期就开始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非常兴盛，到唐代则更为盛行。柳宗元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和宪宗四朝，四个皇帝都推崇佛教。由于朝廷的提倡，佛教在中唐的影响非常广泛。柳宗元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聪明好学，从小对佛教就有一定的了解。在柳宗元的眼中，佛教并不是异端邪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送僧浩初序》)，这种认识是柳宗元表明自己“好佛”最重要的原因。

　　柳宗元表明自己“好佛”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为了迎合朝廷的需要，为自己的仕途铺平道路。对佛教是否认可，是唐朝选用官员的一个标准。在中唐，如果哪个官员敢公开表明自己“反佛”，就会受到朝廷的贬黜。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韩愈因“谏迎佛骨”而“夕贬潮州路八千”。柳宗元出生于望族，热切追求功名，他积极用世，渴望光宗耀祖。因为这样，柳宗元虽然不信佛，但为仕途顺畅，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就要表明与朝廷保持一致的鲜明态度。特别是柳宗元被贬永州后，为了重返朝廷，他在佛教问题上更加小心谨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柳宗元有关“好佛”的文字大都写在被贬永州以后，为什么会这样呢?柳宗元贬到永州后，可以说无时无刻都在期盼朝廷的召回。他在写给故旧大臣的信中，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悔罪的心情，希望得到援引。“敢希大贤，曲见存念”(《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独有望于阁下”(《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然而“致书累累数千言，亦终不能少为之助”(周思谦《八司马》)。尽管这样，他始终没有放弃过东山再起的信念。他在元和九年写的《囚山赋》中写道：“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晁补之评论说：“宗元谪南海久，厌山不可得而出，怀朝市不可得而复。”这真是一语破的，道出了柳宗元心底的隐衷。为了实现自己复出的目的，柳宗元必须与皇上的喜好保持一致，在“崇佛”还是“斥佛”这个敏感的问题上，他必须让皇上了解自己的态度。否则，他这个戴罪之人将永无出头之日。

　　柳宗元说自己“好佛”，同他在永州坎坷的境遇密不可分。虽然柳宗元说自己“自幼好佛”，但他真正致力于“求其道”是贬永州以后的事情。“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苏轼《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柳宗元在永州的生活可以按元和五年迁居冉溪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五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痛苦的日子。一方面，他政治理想破灭，仕途滑入谷底，甚至还有生命之虞;另一方面，随他来永州的母亲病故，而且他“不得归奉丧事”。他自己也“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与杨京兆凭书》);他的女儿和娘也是年幼多病，在元和五年夭折。在这种忧恐凄凉的生活中，他曾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守道甘长绝，明心欲自刑”(《同刘二十八院长寄漕州 张使 君八十韵》)。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加之他前五年一直居住在佛寺，这就使他很自然地寄情于佛教。佛教那种万事皆空的虚无思想，和尚们“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的行为，成了他此时最大的安慰。“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这是他在永州前五年无可奈何的选择。柳宗元在永州写的有关佛教的碑文、送别序、交游诗和寺庙记等约有三十余篇(大多写于元和二年至元和五年之间)，成为他这段苦难人生的一个缩影。迁居冉溪以后，柳宗元陆续接到了一些故旧大臣的来信，他以为重返京城的想法很快就能实现，因而在他的文章中就很少见到有关佛教的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