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荆楚文化传统

　　一、“哀怨感伤、发愤抒情”的主题思想

　　柳宗元被贬永州后，楚地的文化氛围、《楚辞》中包含的那种楚民族的哀怨色调和悲凉气息感染着他，使他不由自主与屈原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他的诗文以“哀怨感伤、发愤抒情”为主题，或抒写蒙冤遭贬、怀才不遇，或记述登高远望、怀乡恋土，或摹写山水，暗寄高志，发扬着自屈原以来的荆楚“骚怨”传统。如《闵生赋》中“肆余目于湘流兮，望九嶷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苍梧郁其蜚云。重华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伪真。屈子之悁微兮，抗危辞以赴渊。”既提到楚地的风俗、物景如湘江、九嶷山等，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楚辞》、舜帝的传说、湘妃的神话等对他心灵的巨大触动，又从重华、屈原的“野死”、“赴渊”和孔孟的作为等的描述中，自陈不幸的遭遇，表达愤然不平的心境。

　　屈原所处时代，内有奸佞小人误国，外有强秦相侵，楚王朝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屈原身为楚国的贵族大夫，不能发挥自己的才干令国家强盛，反而遭谗被流放，远离郢都，这种遭际使他的诗歌大起大落，显得格外凄怆和悲怨。

　　柳宗元没有那种长歌当哭的气势和一泻千里的激越之情，但他感同身受，一开始贬谪后的忧惧和哀痛使他心境难宁，他自称“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始得西山宴游

　　记》)借出游来排遣胸中的郁闷和惴惴不安，这种心情与屈原那登高、涉江时感叹春秋代序、时不我待而功业未成的忧患和惶恐何其相似!“将沉渊而陨命兮，讵蔽罪以塞祸。惟灭身而无后兮，顾前志犹未可。”(《惩咎赋》)这种因忧惧和哀痛而想要自杀的念头和屈原也是如出一辙，尽管原因略有不同，但是这种哀怨感伤的感情基调始终贯彻在其永州的诗文之中。如《惩咎赋》中“既受禁锢而不能即死者，以为久当自明。”又如《闵生赋》中，以“闵吾生之险厄兮”开头，抒发了作者“气沉郁以杳渺兮，涕浪浪而常流”的悲伤情怀。后来，他慢慢适应了荆楚之地的生活，借出游、写作等活动来排解自己的苦闷。“仆闷即出游。”(《与李翰林建书》)“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等都可以看出，他的心态慢慢趋于正常，到《田家三首》关注并参与农民的劳动生活，再到《同刘二十八院长寄澧州张使君》中与老人、小孩的亲密相处，都说明他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适应了荆楚之地炎热的气候环境。他既被荆楚之地的文化和传统熏染，又慢慢对荆楚文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离骚》中，屈原自叙身世，宣称自己是高阳之苗裔，伯庸之后代，身份高贵，名字高洁，品德高尚，充分表现其对楚先民自洁自爱的认同和继承;再对自己的品德和才能进行定位，表达了高度自信和锐意进取精神。而当“美政”思想在现实面前无法实现时，屈原陷入了进与退、坚守与逃避的痛苦选择，发出“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的问句。而最终他选择了“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对自己的理想忠贞不渝。《渔父》篇中虚设的对话就是屈原两难境地中做出的坚守选择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