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任性

　　中青年时期的刘禹锡是一个务实上进、勇于开拓的人。

　　文人往往都是任性的，比如王叔文侍读顺宗，在棋枰上燕起鹤落，可谓乾坤一局棋。但王叔文纵负奇才，也没有完成他的乾坤之局，仅仅八个月不到，他的壮志就在政敌的谈笑中，灰飞烟灭了。结局是自己被赐死，他的战友们“八司马”被贬职流放。

　　刘禹锡就在这个“八司马”之列。同时被贬的还有柳宗元。

　　宫廷斗争残酷而又复杂多变，正是多变，便给那血腥的残酷抹上一丝神秘诡异的色彩。让后人观看连续剧般去享受那其中的曲折惊险。但对于当时身在其中的人来说，宫廷斗争的结果就等于要流血，要人头落地。公元806年，因为宫廷斗争，诗人刘禹锡开始了他命运中的“桃花劫”。这一年，新即位的皇帝唐宪宗全盘推翻了他前任皇帝的“永贞革新”，并将奉先帝之命参与革新的一些官员革职贬黜。

　　就这样，刘禹锡开始了他四处贬黜的流浪生活。贬黜十年，京都一梦。十年后，刘禹锡回到了长安。踏入长安的那一刻，前尘往事忽然涌上心来，令他微微眩晕。朱雀大街旁的里巷小道上，包着青巾的少女轻盈地从他的身边走过，遗下了花朵的清香，柔软的吟唱渐细渐远，把他引到了玄都观。

　　玄都观的桃花开得如此炫人眼目，开得如此恣意自我。这一刻，让敏感的诗人感动莫名，开口吟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让他重拾被当权者贬黜远方的厢梦。或许是桃花那不顾别人贬誉而自我盛开的姿态，让诗人领略到了美丽来自自我的发现、自我的实现。诗人刘禹锡一如既往地歌唱在自己行走的每一条路上，就像桃花把每一朵花开在每一根树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诗人的乐观豁达跃然纸上。人生苦短，四时有序，每个人都如那桃花，按照自己的季节开放自己的花朵，那么这个世界便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一篇千古传唱的《陋室铭》正是诗人心灵里桃花开出的芬芳。

　　或许正是如此执着地唱自己的歌，开自己的花，他直到晚年仍是精华不衰，写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豪迈诗句。特别是十四年后再次被皇帝召回长安时，在这个只要少许低头便可改善自己困顿境地的机会面前，刘禹锡又一次来到玄都观，看着枯死的桃树和满地的野葵燕麦，再一次吟唱道：“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花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任性。直至临终，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写下了《子刘子自传》。

　　刘禹锡的任性，使得皇帝不高兴了，权臣不高兴了，他们不愿意被讽刺为菜花，于是刘郎这朵桃花就又被遣送他乡。

　　在这个诗人多如星辰的时代，刘禹锡因为任性，一直固守着自己桃花开放的时序观，决心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散发自己的芬芳。正是因为他任性，才让他诗名远扬，一如他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中所言，他那首首用心血写就的诗篇和他那不畏威权的诗人气节，如朵朵桃花一样开在了寻常百姓家的庭院，如一只只美丽的燕子飞进了寻常百姓家的堂前。

　　拓展：

　　为刘禹锡喊冤

　　现行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十课《陋室铭》是该书第二单元道德修养的最后一课。作为议论文，作为道德修养教育，收编《陋室铭》是十分恰当的。只是在讲授课文的过程中，始终感到与之配套的苏教版的教学参考书(2007年12月第6版)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的《资源与学案》中，对该文的中心思想——“不求闻达，安贫乐道”的定性不太恰当。其理由如下：

　　其一“刘禹锡(772——842)，唐代诗人、哲学家，……唐德宗真元九年(793)擢进士第，授监察御史。唐顺宗时，热心赞助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以后又任连州、郎州、和州等刺史。后以裴度力荐，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这篇铭文是他在和州刺史上写的”。(见苏教版八年级《语文教学参考书》146页)。作者的青年时期是一位革新派，尽管被贬，但作者经过多年的努力又“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可见作者在州刺史上还是一个积极上进的人。文如其人，作于和州刺史任上的《陋室铭》，其中心思想反映的并不是“不求闻达，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如果以“不求闻达，安贫乐道”来勉励、警戒自己，能有后来的复出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人是永远不会复出的。

　　其二 “铭，就是记载，在物体上刻字，表示永远不忘，后来便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体。常常在金属器物或碑石上刻写文字，用来记叙生平、事业、功德，表示纪念，或是记物寓意，表示勉励或警戒之意”(见苏教版《语文教学参考书八年级(下册)》143页)。本文取的是记物寓意，表示勉励或警戒之意。记物寓意，“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因主人有德才温馨。以“不高”、“不深”衬托“陋”，以“仙”、“龙”衬托“德”，以“名”、“灵”衬托“馨”。以“仙”、“龙”类比，其志向不言而寓，但绝不是“安贫乐道”。“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优美的环境胜过诸葛亮所在的卧龙山，反衬出了作者不是平庸之辈，加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与之商谈阔论的人都是博学多识的“鸿儒”，更加体现作者为人处世水准之高，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作者是一个做事之人，有为之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识之士聚集到一体能干些什么?“可以调素琴，阅金经。”说明作者并没有闲，正是“我想唱的歌还没有唱出，我正在调弦弄索”。这是一颗有为的心，奋斗的心，寓意作者在暗自努力，这是一种锋芒内敛的表现。“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诸葛亮未出山之前，也以“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而自谦，但并没有停止做事。“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更暗示了作者还在努力做事，无人打扰，无事打扰，做自己想做的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儿是做事的好地方。“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表面上以“诸葛庐”、“子云亭”比陋室，实际上是以诸葛亮、杨雄自比，处于陋室而心系天下，通篇的暗示就在于此，以至后来他才得以“升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画龙点睛的是“孔子云：‘何陋之有?’。”孔子“欲居九夷”，其目的是去“传道”，而不是“居之”，所以当地“陋”对于“传道”者来说“何陋之有?”作者类比地写出了自己的志向，他不在乎居所如何是因为孔子“传道”是心系天下，他一心想做事，也是心系天下，室陋有何关系?高尚的品德与课文开始的“惟吾德馨”遥相呼应，有力的表现了作者的道德修养和远大抱负——要向诸葛亮、孔子那样心系天下，为国出力，并作陋室铭以勉励、警戒自己，体现了作者的入世之心、济世之心、救世之心。

　　其三 “平生志业匡尧舜，满腹经纶学钓翁”，这是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锋芒突显，这样做的人不少，但有几个人敢这样说?作者有胸怀天下的大志，也有像诸葛亮隐居隆中山那样修炼自己的意愿，更有像孔子那样安定天下的决心，不怕“陋”，但不能直白，只好借给陋室作铭以寓之。这不是安贫，这是志向的内敛。我国古代政治特点之一就是官场禁忌锋芒毕露，不管你是做人还是做文，像李白那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人只能做文人，很难进入官场，更谈不上济世于沧桑之间，救民于水火之中。要想在官场之中实现报国报民的政治理想，要想实现入世之心、济世之心、救世之心，除了默默无闻的做之外，要想说只能是“寓”。琴棋书画养心，梅兰竹菊寄情。谁能直白自己的政治抱负?运用类比手法寄托政治内容，这是我国古代集文学家、政治家于一身的有识之士常用的一种文学表达手法，也是修身养性、明哲保身的一种手法。但其核心仍然是有为，而不是“安贫乐道”。

　　其四 青年时期的刘禹锡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有识之士，21岁擢进士第，授监察御史，可谓青年得志，宏图实现。中年时期的刘禹锡“热心赞助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遭遇挫折但矢志不渝，“以后又任连州、朗州、和州等刺史”。最终还是有大作为“升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从这一点来看，刘禹锡的大半生还是很成功的，本文作于中年时期，正是作者达则兼济天下，穷则卧薪尝胆(而非独善其身)，磨练意志，以诸葛亮为榜样，准备东山再起的时候，表达的思想境界是上进的，立志也是高远的。刘禹锡晚年的部分作品流露出安于闲适的心境和感叹“人世沧桑”的消极情绪，但绝不能因为晚年安于闲适、感叹“人世沧桑”的消极情绪而否定了作于中年时期的《陋室铭》中所含的胸怀天下的上进思想。作为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不求闻达，安贫乐道”的思想是要不得的。“不求闻达，安贫乐道”应该属于田园诗歌欣赏的范围。教科书在这一单元编了《陋室铭》这篇文章绝不是因为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样的名句，也不仅仅是因为本文写作艺术上的9句81字，篇幅简短，语言优美，音韵铿锵，还巧妙地运用了类比、对偶等修辞手法，具有很强的魅力，更是因为作者运用类比手法寄托政治上的远大抱负——向诸葛亮、孔明那样拥有入世之心、济世之心、救世之心。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