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对李商隐的为人和诗作有不少误解,尤其是他的爱情诗直到现代仍受到很严重的歪曲.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知人论世是理解李商隐爱情诗最有效可靠的方法.
李商隐在中晚唐时代是一位生活比较严肃的诗人.他的有些《无题》诗看起来是写爱情,实际上是远绍屈原楚辞以香花美人来抒发怀才不遇之情.关于这些方面,清人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已有较好的论述.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即诗人生活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他确实可靠的爱情婚姻经历来谈其爱情诗的崇高思想和审美价值.
我在《煌煌唐韵·前言》中说过:"唐代文人的真率与唐代社会的较为开放有密切关系.唐代几乎无文字狱,文禁不严,文人思想自由,从而导致文士精神世界的开放,很少忌讳.唐明皇和杨贵妃的风流故事,人们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可以为之一掬同情之泪,也可以对之揶揄嘲讽,甚至严辞抨击.致使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大发感慨,说唐人敢于对本朝先世宫禁嬖昵之事,直辞咏寄,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相比之下他所处的时代,'今之诗人,不敢尔也.'"①白居易的《长恨歌》以一种圆畅流丽的笔调歌颂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生死不渝的爱情,但李商隐却不是这样看.他的《马嵬》诗云:"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义正辞严地批判了唐明皇.马嵬兵变发生后,唐明皇为了保全自己下令将杨贵妃勒死于佛堂,以求平息众怒.回想天宝十年七月七日,帝妃在长生殿盟誓愿生生世世为夫妻,而嘲笑牛郎与织女一年才得一次相见.然而,乐极生悲,"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唐明皇背叛了盟誓,帝妃之爱成了残酷官廷斗争的牺牲品.李商隐的批判是大胆的,他的爱情观也是很严肃的.
白居易《长恨歌》赞美帝妃爱情,李商隐《马嵬》诗批判唐明皇背叛爱情盟誓,可见唐代的文人是多么自由,他们完全可以独立自由地抒写他们想写的东西.《唐才子传》卷七李远传载,晚唐诗人李远在任江州刺史时觅得杨贵妃袜一双,常拿出来与朋友玩赏.一次,李群玉来访,话及他自己所作《题二妃庙》诗,"动朝云暮雨之兴",而李远则称"仆自获凌波片玉,软轻香窄,每一见,未尝不在马嵬坡下也".说着说着,二人大笑起来,各有诗赋其事.北宋刘斧所着《青琐高议前集》卷六记录了二李的趣事和赋诗,诗均为七律,无非写些香艳罗泽,兹录李群玉《李远获贵妃袜》诗后四句,一见一斑.诗云:"常束凝稣迷圣主,应随玉步浴温汤.如今落在吾兄手,无限幽情付李郎".这样的诗表现出诗人罕见的放荡,也表现了罕见的坦率大胆.清人编《全唐诗》不收录这样的诗,大概是因为编选者认为这样的诗对唐明皇和杨贵妃太无礼了.曾是上海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小说家施蛰存先生在其晚年所着《唐诗百话·李群玉》一节中认为这两首诗已失佚了,显然是没有细检文献,但他认为"两个诗人的色情狂故事,都可以用弗罗伊德的性心理分析方法来解释"②.他以为李远等是品行端正的人,梦见娥皇,女英二妃,寄情于杨贵妃袜子,便是潜意识的流露.不过,我们还可推进一步探讨.为何这种在其它时代为社会所不容许的思想行为,偏偏在李商隐生活的晚唐可以无顾忌的表现出来呢
中晚唐文人的风流放诞行为,从杜牧,温庭筠的纵情声色,李远,李群玉的抒写绮思艳想,到当时元稹《莺莺传》,白行简《李娃传》,托名牛僧孺《周秦行纪》等小说的流行甚或引起特别重视,首先证明了洪迈所说唐代统治者对文人的宽容,说明了文人创作的自由.其次,文人生活在歌舞诗酒盛行的社会里,诗文反映文士风流放诞情状就很普遍.杜牧《遣怀》诗追悔在扬州的风流生涯云:"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旧唐书·穆宗纪》长庆二年二月载,给事中丁公着说:"国家自天宝已后,秉大权者,优杂肆居公吏之间,曾无愧耻."这是一种时代风气.最后,植根于中晚唐社会的文人风流放诞行为,显示了当时文人颇为奇特的文化心态.如果一言以蔽之,曰:思有邪.那不免是失之偏颇的道学腐论.其中情形颇为复杂,有的怀才不遇借醇酒美人以遣情,有的远绍屈宋以抒发香花美人之志,有的放旷任情实际上藐视了封建帝王的尊严.李商隐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氛围里,虽然前人对他的爱请诗产生过许多误解,但若知人论世,我则认为他的爱情诗在当是不仅是丰富多采的,而且也是比较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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