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特点
李商隐的诗歌能在晚唐独树一帜,在于他心灵善感,一往情深,用很多作来表现晚唐士人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他对爱情的执著,开创了诗歌的新风格、新境界。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此外李商隐将含蓄、朦胧的表现手法运用到了极致,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李商隐诗歌成就最高的是近体诗,尤其是七言律绝。他是继杜甫之后,唐代七律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如《重过圣女祠》借爱情遇合,于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将李贺古体诗的奇艳移入律诗,语言绮丽而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意象极美。但他的诗中因爱用僻典,诗的整体意旨往往隐晦。其次,李商隐将人生慨叹的抒写向更深细隐晦方面发展,善于用艳丽精工的艺术形式表达惆怅落寞的情绪,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作品深婉精丽、韵味深厚,“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富有象征暗示色彩,有一种朦胧美。如《锦瑟》,关于其诗意,历来众说纷纭:有悼亡说、寄托说、恋情说、听瑟曲说、编集自序说、自伤身世说等多种解释,表达幽微深远,具有朦胧美。再次,他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心灵的象征,是一种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的表现。李商隐的七绝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夜雨寄北》、《夕阳楼》等,较多抒写身世之感,感情细腻,意境婉约,诗中贯穿着身世和时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调和忧伤美,在艺术上更是细美忧约、沉博绝丽,在精工富丽的辞藻中,朦胧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思,成为伤感唯美文学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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