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与李商隐咏史诗

杜牧与李商隐咏史诗

　　中国咏史诗的创作历史久远，直到晚唐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李商隐与杜牧二人将咏史诗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

　　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咏史诗体是由东汉的班固开创，可惜“质木无文”。此后越来越多的诗人投身于咏史诗歌的创作。中晚唐以前的咏史诗一般是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叙述或概括，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志，其中含有较多作者的个人感性认识。而咏史诗发展到晚唐时期，名人名作迭出，并表现出强烈的历史理性思考。

　　一、晚唐咏史诗的创作背景与发展

　　(一)晚唐咏史诗创作的社会背景

　　中晚唐时期君主崇尚经史、以史为鉴的思想意识，以及科举考试强化了对历史知识的考核的用人文化导向,形成了知识分子们探讨历史兴亡、论辩古今盛衰的史论风尚[1]。另外，晚唐社会内忧外患交织，敏感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国事日非，因而大量进行咏史诗的创作企图拯救社会衰败局势。其选材上的广阔与丰富、内容上的大胆与讽刺、感情上的哀怨与敏感等，将咏史诗的创作视界带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二)咏史诗体裁流变

　　唐代咏史诗体裁可谓众体皆备，但中晚唐以前的咏史诗多为古体，律诗与绝句是少之又少。中唐以后以刘禹锡为代表的诗人越来越多地创作七绝、七律咏史怀古诗。直到晚唐，杜牧成为第一个大量采用七绝形式写作咏史诗者。此后，七绝便成为人们咏史时常用的体裁。李商隐也是当时咏史诗之大家，咏史之作多达六十多首，而且各体俱有佳作，更以七言律绝的成就突出。杜牧与李商隐是众多的咏史诗人的优秀代表,在咏史诗的发展长河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生平背景与创作心理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或樊南生，河南人，自幼处境微寒，生活艰难。李商隐一生都被卷入牛李党争难以自拔，跟随双方的政治浮沉而遭受牵连。他的悲剧遭遇，从根本上来说是唐后期整个社会上的种种积弊现实所造成的。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出身于世家大族，后家道中落。由于其性情耿介，一生仕途不很得意，使得杜牧对社会现实有着超于常人的较为清醒的认识，从而在其诗中得到了较为客观全面的反映。杜牧继承了他祖父杜佑经世致用的传统，入仕之前便关注历代兴衰得失，好论政谈兵[2]。二十三岁时他就写下了著名的《阿房宫赋》，以讽刺敬宗的耽于声色游乐。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咏史诗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杜牧、李商隐都处在唐朝社会黑暗及内忧外患的时代，都渴望力挽狂澜。两人写诗时的个人心态是不同的。李商隐在历经了无数人生道路的崎岖后，已朦胧感觉唐王朝中兴无望，又发觉自己缺乏挽救时局的力量与信心，于是悲观情绪渐浓，思想上产生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的危机感和幻灭感。他内心的苦闷和悲愤都反映出一种江河日下、黄昏渐近的时代气氛。黑暗的现实与他急切想挽救现实的愿望尖锐地冲撞，他只能把自己对现实地深刻理解，完全融入在历史事件的抒写之中。

　　杜牧的心态与李商隐则迥然有别。杜牧一生有着“愿补舜衣裳”的雄心壮志，相信只要自己的政治能力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就会在挽救大唐的危机命运中大有作为。杜牧的“天才的自信”，在很多咏史诗中都得到充分的表现。现实残酷，报国无门，杜牧缺少一个让他发挥才能的平台，因此他才好作翻案咏史之作。在《赤壁》、《题乌江亭》这两首诗中，他讥笑周瑜凭借运气在赤壁取胜，讥笑项羽不能忍辱负重，缺乏百折不挠的精神。他在翻历史陈案时突出强调个人的作用就能充分体现对自己政治才能的自信。

　　三、“讽”与“鉴”的创作目的

　　哲学是抽象地思考着世界，诗则是具体地表着着世界――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改造世界。李商隐和杜牧咏史诗都怀着高度的创作意识以期救国难于水火。

　　因生世的曲折与理想的不得志使李商隐对社会有更冷峻与清晰的认识。他的咏史诗多为“借古讽今”。讽刺产生于诗人对他所生活的世界看出了致命的矛盾，是人类的理性向它的破坏者的一种反击[3]。讽是其目的，也是其创作手段。而他还不是委婉的讽刺，而是直接行事，多为指事切近，大胆揭露，“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如《龙池》有关唐、杨的故事早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就写过，但是被有意作了掩饰和修改，借以歌咏二人生死不渝的爱情。李商隐却旨在揭露玄宗霸占儿媳的淫秽丑行，据实直录，毫不掩饰，虽无一恶字，却无一字不贬。李商隐在《华清宫》用了明显的反讽手法发难于当朝皇帝唐玄宗，使语调更加尖刻冷峻。以致纪昀曾用“尖酸刻薄”来形容其诗，很多人也认为“大伤诗教”。 其实他是顺应自己的强烈情感，没有遵循自古以来就奉行的“怨而不怒”的传统标准而已。

　　杜牧的咏史诗大多是就史而论史，有感于晚唐颓势，较为笼统地抒发兴亡之感，虽然其诗不乏讽刺意味，但其中“鉴”的作用更为明显，以期达到警诫作用。如《泊秦淮》一诗叹商女唱曲，世风日下，曲折影射了他所处的晚唐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没落现实，以警醒众人不要沉溺于声色而重蹈亡国覆辙。诗人在《江南春绝句》中凭吊南朝覆灭时的寺庙，对其来历稍作点拨，使人既纵向想象当年这些佛寺建造的历史，又能横向联想唐王朝过分崇佛致国力衰退的后果，含蕴地揭露当时崇佛修寺的情景。无论侧重于“讽”还是侧重于“鉴”，他们都以叹古怀昔的旧形式，反映了现实社会，及难以排遣的兴废之感，扩大了咏史诗表现的容量，增强了咏史诗的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