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陶渊明对“生死之理”的关心, 白居易对身心“适”的希求, 作为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诗人, 李白也有其之所以成为李白不可欠缺并贯穿一生的意识观念, 那就是“客寓意识”。本文认为, “客寓意识”及其产生的土壤——李白的家世是形成李白独特的“故园情思”的最重要的因素。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赠张相镐二首》其二等文字资料中都有“白, 本家金陵”“白, 陇西布衣”“本家陇西人, 先为汉边将”此类言论;历代史料如李阳冰的《草堂集序》、魏颢的《李翰林集序》也均记载李白本籍并非蜀地, 李白本家是由外地迁往四川定居这一事实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 无论对李白出生地是持蜀中说还是持西域说, 这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而这恰恰成为李白“客寓意识”形成的基础。
然而, 李白对自己家世的自我意识, 由直觉阶段到形成并深化为“客寓意识”, 是在蜀中生活时期。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 就是李白的父亲一生没有正式的中国名, 而以“客”这个通称来称呼, 这对李白的“客寓意识”的形成有重大影响。此外, 还有一个事实, 就是青年李白并没有选择科举作为自己的仕进之路, 这固然有其受赵蕤《长短经》中王霸大略和纵横之术的影响, 而他的出身恐怕也是他无法走这条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对满怀经世济民热切愿望的李白无疑是一个打击, 他在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社会阶层的交往中, 也很容易产生被疏远排斥在外的“疏外感”。至少, 在客观上, 我们应当认同他要比同时代或稍后的杜甫、韩愈、白居易这些传统士人更多、更容易产生这种心情。那么, 似乎可以推论, 青少年时代在蜀中的那一段生活给李白留下了并不怎么愉快的回忆, 李白对“故乡”四川的感情蒙上了一层阴影。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李白自己所描述的“蜀中生活”, 有以下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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