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虽有入仕之心,但他的本质却只是个纯粹的诗人。于是,他在求官路上的坎坷也就不可避免了。
“诗仙”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杜甫称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晚唐诗人杜荀鹤在《经谢公青山吊李翰林》给予了李白极高的评价,称他为“千古一诗人”。他与杜甫齐名,有千余首作品流传于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瑰宝。
现实不停地跟这个才子开玩笑,他才高八斗却不受重用,郁郁不得志,于是借酒消愁,用诗歌抨击权贵,发泄胸中之块垒,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小人当道的讽刺。
然而,学界对李白的认识存在诸多误区,认为他“轻王侯、蔑权贵”,因为他的作品中经常体现这一点,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在《饮中八仙歌》如此描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事实上,这并不能完全概括李白的性格,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一生奔走于权贵之间。他是个一个矛盾体,在蔑视权贵的同时,对权贵的追求一刻也未停歇。
李白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为了追求功名,他毅然抛弃殷实的家庭,周游四方。理由很简单,古中国“重农轻商”,商人虽然拥有财富,社会地位却极为低下,《唐六典》明文规定:工商之家不得入仕。这也意味着,李白的科举之路被制度封堵了,要想进入官场,必须通过其他途径。
李白看似潇洒,却极为坎坷。早期,他就遍访四川地方要员。为了实现“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的人生理想,他不停地拜访官员,希望得到贵人的引荐,因此大半时间都是在漫游中度过的。事与愿违的是“十谒朱门九不开”,屡遭碰壁。
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娶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实际上是一个上门女婿)。李白以为许家的家世背景,对自己的仕途大有裨益,因此也能委曲求全。但令他大失所望,这桩婚姻并未给他多大帮助,“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他自己这样形容这段失意的生活。
天宝元年(742年),终于迎来了转机,因道士吴筠(另说玉真公主)举荐,李白被召入长安,供奉翰林。李白欣喜若狂,以为从此报国有门,于是挥毫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现实却极为残酷,进入长安后不久,李白发现这份差事与他期望的存在很大差距——虽然唐玄宗李隆基欣赏他的才华,但仅是要他写点歌功颂德的文章,或为乐队填词,而不让他参与国政。这让李白非常苦闷,整日借酒消愁,情绪低落。另外,他特立独行以及清高的性格,使得他受到宦官的排挤和诋毁。
李白只是一个文人,他不懂朝廷的游戏规则,这从他的诗句中可见一斑:“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这种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讽刺和揭露,事实上是给在位的官员下不了台面。而与此同时,他为被贬官员鼓与呼——“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他试图一个人去对抗整个制度,也使得他越发孤立无援。
长安不是他的久留之地,天宝三年(744),李隆基对他失去了兴趣,李白被“赐金还山”,相当于现在的辞退。
鲜为人知的是,在京3年期间,李白求见了一些达官贵人,希望对自己有所帮助,其中包括当时宰相张说的儿子张垍等。但张垍对李白表现冷淡。“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那种孤寂,常人难以想象。安旗在《李太白别传》写道:“卿相实无荐贤之心……始终徘徊魏阙之下,不得其门而入。”
长安之行,对李白来说是一段极其不快的经历,于是发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怨言。愤慨不平中,李白写下了《蜀道难》《行路难》等千古名篇。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道:“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此句被解读为李白消极的人生态度。事实上,此句也是李白对人生的'喟叹,空有忠君报国之心,梦想难以实现,从而引发悲愤之情。
《行路难》大约写于天宝三年,“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写的就是他当时郁闷的心境。而文中的“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表面看李白有隐居和退出官场求索的想法,事实上,他以退为进,连用两个典故,希望有人提拔重用他。“垂钓碧溪”说的是,传说姜太公在磻溪钓鱼,周文王外出打猎遇见了他,请他去帮助治理国家。“乘舟梦日边”这则典故,传说商代伊尹曾经梦见乘舟经过日月旁,不久他就受到汤的聘请。
到了天宝末年,李白深感空有抱负不能实现,内心更为煎熬,发出了“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感喟。李白毕竟是李白,无论遇到多少挫折,他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过。“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就是李白,他对自己才气从来没有怀疑过,对钱财更是看得风轻云淡。每当陷于困境或遭受打击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对机会的捕捉,正如那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不停地赶路,每到一处就与当地的官员上书赠诗、应酬宴请。直到他进入暮年,都没有放弃他的仕途梦。安史之乱前,他还上书给戍边英雄哥舒翰,希望他“一呼三军皆披靡”,有讨好巴结之嫌。
安史之乱(755年)爆发后的第二年,李白得知永王李璘率军经营长江流域,以为机会降临,于是投奔李璘,试图建功立业,这次差点要了李白的命。永王与自己的哥哥唐肃宗(李亨)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前者因“叛乱”全军覆没。李白自首后入狱,幸亏御史中丞宋若思将他解脱,免于一死,流放夜郎。
此后,他的功名心还没死,多次向朝廷自荐,并两次向宰相张镐投诗,交结地方官员,希望再踏仕宦之途。上元二年(761年),李白此时已经年过花甲,听说太尉李光弼出征东南,再次向朝廷“请缨”投身军幕。由于平时饮酒过度,以及长期的抑郁和压抑,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重病使得他不得不半道而退。李白的功名梦基本幻灭了。后来他还去投靠安徽(当涂县)一个县令,不久便凄凉地病死在这里,终年61岁。
李白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他根本不适合官场,他的梦想是“平定天下的帝王之师”,而他仅仅是一个浪漫主义文人,这种建功立业的梦想太过宏大,以至于他看不清自己。所以,当理想遭遇现实的抵触时,他消极的一面就体现出来。另外,他对自己的才华太自信,并将这种自信带到官场与生活中去,因此处处碰壁。官场有其游戏规则,李白空有才华,却对规则不懂或者视而不见,这必然使他在仕途上屡遭挫折。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但正是官场的失意,激发了李白澎湃的诗情,留下无数千古名篇。如果李白一直平步青云,也许唐代文学史就得改写。“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今天看来,他那些最为优秀的作品,大多数是在他失意潦倒下创作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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