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季羡林

　　对包办婚姻不满，但没有勇气摆脱，季羡林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与妻子分居。他与儿子也隔阂重重，十多年断绝联系，直到去世前一年才重新相见。

　　“研究”季羡林 的人不去图书馆，都去医院了。在被各类出版社和“学术机构”反复争夺的同时，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弥勒会见记》、《中亚佛教史》和《糖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

　　作为时代最醒目的学术符号，季羡林在学术上却是何等孤独。他的各类风波争议比专业贡献更易引发关注。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既无法摆脱早已公开拒绝的“国学大师”帽子，也无力阻止自己陷入各种利益争夺的漩涡。

　　7月19号，北京八宝山，季羡林追悼会刚刚结束。

　　休息室内，一人端起了季羡林生前养的两只乌龟，立即有人大喊：“有人偷乌龟啊”!原本肃穆的现场一片混乱，记者们迅速围了上来。这一幕随即被冠以“乌龟门”演绎于媒体，并与季羡林生前一度沸沸扬扬的“字画门”加以联系。

　　争吵从季羡林的生前延续到了身后。“乌龟门”迅速演变为媒体上的恶语相向。其中一位是季羡林的老秘书李玉洁，她说季羡林之子季承害死了他的父亲。如今也躺在病床上的李玉洁看上去相当虚弱：“十多年都不照顾父亲。我不想多说。”

　　此后一天，季承在本报记者面前抛出了一连串严厉的指控，“李玉洁血口喷人，诬蔑中伤”。按照他的说法，李玉洁不仅藏匿了季羡林生前的存款，还盗窃了一批字画，“阻挡我们父子相见，累死累病都不值得同情”。

　　在季羡林去世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秘书虐待”，“父子决裂”，“财产之争”相继闯入公众视野，真相和谎言难辨。重重争议当中，季羡林走过了最后的时光，在日渐苍老的年月里，对于他的形象塑造和遮蔽并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伴随着反复的被争夺和被围观，季羡林却愈发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