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大唐西域记》

　　要想正确评价这一部书，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要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研究;第二，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要把它同其他同类书籍来比较;第三，要看它帮助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又提出了多少值得探索的新问题;第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看它在实践上究竟有多大用处。

　　先谈第一点。

　　中华民族不但是一个酷爱历史的民族，而且也是一个酷爱地理的民族。在历史方面，除了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正史以外，还有多得不可胜数的各种“史”。尽管这里面也难免有些歪曲事实的地方，有些迷信或幻想的成分，总的说来是比较翔实可靠的，实事求是的。这充分显示了我们民族的特点。在地理方面，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了地理著作，比如《禹贡》、《山诲经》、《穆天子传》之类。这些书尽管不像它们自己声称的那样古老，但总之是很古老的。我们也很早就有了关于外国的地理书，而且有的还附有地图。到了南北朝时代和以后的时代，由于中外交通频繁起来，各种地理书风起云涌。南齐陆澄曾经把《山海经》以下160家的地理著作，按照地区编成《地理书》149卷，粱任昉又增加84家，编成《地记》252卷。中央政府设有专门机构了解外国的情况。《唐六典》兵部有职方郎中员外郎，专管天下地图，包括外国的在内，还有鸿胪专门招待外国客人，顺便询问外国的情况。有时候打了胜仗以后，也派人到外国去调查风俗物产，写成书，画上图，进奉皇帝，甚至有地形模型。

　　在唐代玄奘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地理书籍繁多，这同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文化交流、宗教活动是分不开。《十道图》有很多种类。大历时贾耽著有《陇右山南图》，贞元十七年又撰《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40卷。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代表。

　　谈到宗教活动对地理学发展的影响，主要指佛教。古时候，交通异常困难，除了使臣和商人之外，大概很少有人愿意或敢于出国的。独有和尚怀着一腔宗教热诚，“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他们敢于冒险，敢于出国。从汉代起，中印的僧人就互相往来，传播佛教。他们传播的不只是宗教。正如人们熟知的中印两国的文化也随着宗教的传播而传播开来。在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内，出国的人以和尚为最多。而且中国和尚还充分表现中华民族的特点：他们喜爱历史，也喜爱地理。他们实事求是，很少浮夸。他们写了不少的书，比如：晋法显《佛国记》，今存。释道安《西域志》，今佚。支僧载《外国事》，今佚。智猛《游行外国传》，今佚。释昙景(勇)《外国传》，今佚。竺法维《佛国记》，今佚。释法盛《历国传》，今佚。竺枝《扶南记》，今佚。惠生《惠生行传》(见《洛阳伽蓝记》)。

　　这些书总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僧侣对中外文化交流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到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佛教僧侣不但对中国地理学的贡献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对印度地理学的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一部书确实是空前的。这一部杰作之所以能够产生，除玄奘本人的天才与努力之外，还有其客观的需要。由于隋末的统治者滥用民力，对外讨伐，对内镇压起义军，杀人盈野，国力虚耗，突厥人乘机而起，不但威胁隋代的统治基础，而且连新兴起的唐高祖李渊也不得不暂时向突厥低头称臣。唐高祖和太宗都深以为耻，必欲雪之而后快。想耍进攻突厥或西域其他威胁唐王室的民族，必须了解地理情况，唐太宗敦促玄奘写书，其原因就在这里。玄奘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和尚，决不会辜负太宗的希望，《大唐西域记》就产生了。太宗拒绝经题，但是对于这一部书却非凡珍惜，他对玄奘说：“又云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可见他的心情之迫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