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化成就的象征阅读练习及答案

　　吐火罗学：季羡林文化成就的象征

　　高旭东

　　首先，吐火罗文是一种失落的语文，是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懂的绝学。为往圣继绝学是仁者的文化使命。如果说学习吐火罗文是由于偶然的机遇，那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却是先生的自觉选择。虽然梵文在印度和尼泊尔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运用这种语言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梵文与巴利文基本上也属于古典语文。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精通梵文和巴利文并且熟练运用到佛教和印度学研究中，以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于佛教传播中的历史问题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举世并无几人。季羡林也曾学习过希腊语、拉丁文，还有学习古埃及语文的想法，这都表现出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先生临终之前，还有一种复兴国学的企图，就是读古书必须读原文，不要读译文，不要读简化字的文本，而且复兴国学要从娃娃抓起。古书用白话文翻译之后，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很多古典词汇根本就没有现成的现代汉语对应词汇，就此而言，季先生的提醒具有警示意义。至于复兴国学从娃娃抓起，表现出先生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忧虑：为什么五四之后那一代、包括季先生这一代人，即使是研究西方或印度学问的，国学的功底都很过硬?而现在即使那些研究中国文学、哲学的学子，国学底子仍然不过硬?就是因为没有从娃娃抓起。先生临终之前复兴国学的这几点想法，有没有现实可行性完全可以讨论，但它表现出先生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忧患感，则是很明显的。

　　其次，吐火罗学作为一种文化纽带，具有联结各大文化的象征意义。吐火罗文作为中亚细亚的语文，在中国境内却属于印欧语系，在地理上与印度、伊朗接近但在语言上却更接近欧洲人使用的印欧语言，这对于季先生的文化成就极富象征意义。先生通晓国学，他曾在哥廷根大学从事汉学的教学与研究，在90年代以后倡导国学，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观，思维的直观性，审美的品味性。但是，窃以为，季先生对国学的通晓与倡导，乃至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仍和国学大师的牌子不符，因为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不在国学这一方面。即使从所谓大国学的角度，也不宜称先生为国学大师，因为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是运用西方现代的学术方法研究印度学。国学这一概念是与西学印度学等概念相伴而生的，如果把所有学问都囊括到国学之中，实际也就取消了国学。因此，即使是偏重于国学的《季羡林文集》第9卷和第10卷的《糖史》，也具有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眼光。他认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糖字有相同的读音，由此推断蔗糖是从印度通过波斯传入欧洲的，所以《糖史》作为单行本出版的时候名为《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通过糖史的叙述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洲、美洲、非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会，从而具有跨文化研究的意义。季先生通晓西学，他在清华念的就是西洋文学系，留学德国受到了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他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视野以及主题学、母题研究的方法，就是从德国学到的。而且先生除了通晓德文、英文、法文、俄文、南斯拉夫文等现代语文，还学习过希腊文和拉丁文，没有人会说季先生不懂西学，但是又不能说季先生是西学大师。鉴于季先生精通梵文、巴利文以及在印度学方面的巨大贡献，称他为印度学大师东方学大师。可能比国学大师更恰当一些。但是，他在研究佛教及印度文学对中国影响的时候，经常会注意到中国对印度的影响这一回流现象。因此，注重各大文化之间交流的季羡林，是名副其实的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大师和语言大师。如果结合他的散文创作，那么，称他为文化大师也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