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正月是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的代表作品。这是一部写农村改革的作品，是在改革的时代应运而生的许多作品中的一部。表现乡村能人间内容丰富的矛盾斗争。退休教师韩玄子，在知识、名望、家庭经济实力等方面远胜于出身贫寒、地位卑微的普通乡民王才。
上周末，难得有次清闲，随手捧起《贾平凹文集》读起来，对中篇小说《腊月·正月》体会颇深。
《腊月·正月》是一部描写农村改革，极富生活实感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主要围绕退休教师韩玄子与农民专业户王才的冲突展开描写的。韩玄子有学问、有名望，桃李满天下，退休后又被委任为镇文化站的站长。家里有四个人是国家户口，拿固定工资，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本村的统治权。而他曾经的学生，出身贫寒、地位卑微的普通村民王才，是个上学的时候还尿炕的穷小子，本来是镇上的“下层社会”，但随着生产形式由集体化改为个体责任承包，全社会的改革开放，王才靠开办个体食品厂逐步成了镇上的首富，于是一切都颠倒过来：人们的尊敬与羡慕从韩玄子身上转移到了王才身上。县委马书记去王才家拜年，甚至韩玄子的儿媳妇也偷偷地去王才的厂里做工了。而韩玄子，最后只有孤独地到四皓墓地里去哀叹：“他娘，我不服啊，我到死不服啊!等着瞧吧，他王才不会有好落脚的!”
小说深刻、生动地揭示了农村改革过程中人物复杂、敏感的心理状态。王才精明能干，“踏踏实实干事，本本分分做人”，在改变自身命运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却不乏进取精神。新的时代、新的形势正在造就他成为农村新人。但王才虽然有了钱，由于对改革不确定性的忧虑，思想上总背着一个包袱，行动上总也不敢放开手脚。尽管他知道韩玄子在背后与他为难，但还是卑卑缩缩地去巴结韩玄子，小心规避，一再退让。因为，在王才眼里，韩玄子代表传统，代表权威，掌握着他的前途和命运。韩玄子在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变得那样可怜、卑鄙。一方面对王才进行恐吓，在背后拆台，一方面硬充好汉借了钱摆阔，用别人的尊敬和笑脸来安慰自己，获得心理平衡。但当县委马书记登门给王才拜年而置他于不顾的时候，这个“精神贵族”的自尊心与虚荣心受到了致命的一击。他知道自己的时代确实过去了，于是突然间衰老。作为一种社会势力的象征，他的走向没落是历史的必然。在韩玄子和王才两个主人公之外，作者还着重刻画了二贝夫妇来衬托他们两个人。二贝是接爹的班，做了个乡村教师，由于能及时学习党的新政策、了解改革新精神，所以，他赞同改革，积极推动改革。他给王才出点子卖商芝，在被韩玄子臭骂一顿后，后又偷偷背着韩玄子指点王才食品加工，帮着王才修改申请面粉、油、糖供应指标的报告。白银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批践行者，她穿拖鞋、套西装、烫头发。二贝夫妇是农村年轻人的代表，是推动农村改革的主体力量，作者其实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同时，作者也点缀了像光头狗剩、秃子、气管炎等一类小人物，他们是农村改革的投机者，那里有利那里钻。一会巴结韩玄子，一会又向王才靠近，结果两边都不把他们当人看，更加地衬托出作者这样一个结论：谁坚定地支持改革谁就是更大的受益者!小说对韩玄子在竞争中迅速败北的结局安排，充分显示出经济变革对农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对农民观念意识、习惯带来的重大变动和令人惊叹的变化。这种种变化的本质，是传统价值观念的解体和新的价值观念的重建，它更直接地从正面否定了传统观念、传统道德中落后、消极的成分，更有力地否定了时代的落伍者。 面对种种变化，作家的倾向性是鲜明的。“腊月·正月”既是故事发生的时间，也象征着不可逆转的时光流逝(腊月过去就是正月)和新旧交替的时代(腊月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正月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小说把韩玄子称作“商山第五皓”，与秦时四皓并列，实际是暗示韩玄子的落伍和被时代抛弃的必然性。作者坚定地站在新的社会力量一边，热烈称颂当今生活中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的观念和新的人物，表现了作者要从更高的立足点上反映社会变革和臧否人物的倾向。小说通过现实主义的描写提供了一种真实、丰富的生活形态，因而其意蕴也必然是丰富的。
贾平凹，这个陕南秦巴山地的汉子，用他那清新隽永，明丽自然的笔调，给我们描绘了一副清新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西北农村的变革画卷，他成功塑造了韩玄子这个时代的落伍者和王才这样一个崭新的农民形象，生动地告诉我们：历史，总是不断进步的。始于30年前的这场大变革，犹如二月春风拂面，让人禁不住长舒一口气：春天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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