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小说中的“进城”与“返乡”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笔下的“商州系列”小说人物游走在“进城”与“返乡”之间，但是进城者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他们经历着身处底层的挣扎和精神世界的空虚，而返乡者在故乡感受到的是失望与无奈，他们无力改变传统文化遭受现代文明冲击的现状，也难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贾平凹曾表示“我是农民”，是“具有农民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描绘出农民在城乡之间游走的心路历程，从1984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州》的发表，到2016年的最新长篇力作《极花》，都或隐或现地展现出关于“进城”与“返乡”的文学叙述。纵观贾平凹30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作品中呈现出乡下人进城后的挣扎与迷茫，以及知识分子返乡后的无奈与失落。这种“进城”与“返乡”的对比书写，展现出贾平凹关于城乡之间家园意识的矛盾思考与情感困境，表达出对现代化冲击下的乡土中国的迷茫与失落之情。

　一、进城后的艰辛与挣扎

　　《高兴》是一部典型的描写“乡下人进城”的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刘高兴是清风镇的农民，向往大城市的他来到西安，由于身无一技之长，便成为一个拾荒者。刘高兴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做着拾破烂的工作，到处遭受着白眼与蔑视，并且居住环境恶劣，生活异常艰辛。但是乐观的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肾卖给了城里人韦达，这象征着自己与城市有了身体上的联系，因此他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城市人。刘高兴对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高度认同，他勤奋工作、奋力拼搏，企图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底层处境和事实上的农民身份。但种种遭遇证明，进城的乡下人处于被城市排斥和鄙夷的社会边缘化的地位。

　　《带灯》中的村民去大矿区打工，去的时候人高马大，回来的时候得了肺病，“已经死了三个，还倒躺着十个”。“做姑娘的也十之八九出去打工，在外面把自己嫁了，有七个再没回来，听说三个已病死。”乡下人进入城市，或是为了挣钱娶媳妇盖房，或是希望自谋生路，在城市中闯出一片天地，往往想象的城市生活是美好的，但在实际的境遇中，他们身处底层的生活状况经常令人堪忧。贾平凹在《带灯》的后记中说：“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男的女的，聪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进城去，他们很少有人在城里真正讨上好日子，但只要还混得每日能吃两碗面条，他们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贾平凹的叙述，展现出底层的无力挣扎。

　　小说《极花》也描写出进城的胡蝶跟着母亲在城市中以拾荒为生。和刘高兴一样，胡蝶也向往城市，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得到城里人的认同。然而，在一次城里人以介绍工作为借口的拐卖中，胡蝶开始了自己始料未及的命运。胡蝶从刚到圪梁村的挣扎与反抗，到被警察解救后，因不堪舆论和媒体的压力，主动回到被拐卖的地方，这种令人不解的转变，对处在底层的胡蝶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得不面对的既无奈又痛苦的选择。“胡蝶不一定是要‘认命’才能达到与现实的和解”，贾平凹认为，“能够得到认同更重要”，“人的烦恼和痛苦往往来自不了解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如果城市让胡蝶无所适从，圪梁村的人情风物或可予她安慰”[2】。胡蝶终究在与黑亮一家人的相处中，完成了自己农村人的身份与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