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曾写过一幅融合了自矜与自勉的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质之以他毕生的写作经历和文学成就,应当承认,这幅对联并没有太多的夸饰成分,而是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硕士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语言学博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为少见的双语作家,林语堂对西方文化的洞悉和稔熟自不待言;相比之下,由于早年一直就读教会学校,所以,他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倒是明显晚了一些,但经过后来在文化和文学实践中的一番“恶补”与长期浸淫,竟也能撷英咀华。在这方面,我们且不说他围绕孔、孟、老、庄,以及武则天、苏东坡所作的持续译介或生动描述,即使单就其随意品评古典小说的文字来看,亦每每不乏高妙精彩之论。
譬如,《苏小妹无其人考》调动多方面的史料,鞭辟入里,去伪存真,说明冯梦龙《今古奇观》所记苏小妹“三难新郎”事,纯系小说家言,而非历史真实,便有助于人们懂得怎样看小说中的历史和历史类的小说。《刘铁云之讽刺》由刘鹗《老残游记》的楔子说开去,指出其中包含的中国国情与作者幽愤,亦不失启人心智和发人深思。而一篇《谈劳伦斯》,更是凭着对《金瓶梅》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两性描写的恰切对比与奇特分析,而在学术界和读书界广有影响。
当然,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界域里,最让林语堂倾心折服、进而上升为一种浓烈的生命情结和重要的文学资源的,还是一部《红楼梦》。关于这点,我们读林语堂的传记资料以及作家本人的一些作品,不难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1916年,林语堂来到清华园任英文教员。有感于以往教会学校对中文的忽略,他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而这时候,《红楼梦》就成了理想的教材。用作家在《八十自叙》里的话说就是:“我看《红楼梦》,藉此学北平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平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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