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翻译
韩愈的《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节奏明快,语意爽直豪迈,情调轻松亲切。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①
荆山已去华山来②,日出潼关四扇开③。
刺史莫辞迎候远④,相公新破蔡州回⑤。
【注释】
①次:驻军。潼关:在陕西潼关县北,于东汉末设,为秦、晋、豫交通要塞。张十二阁老使君:即张贾,时任华州刺史,故称使君;他曾在门下省做过给事中,当时通行将中书、门下二省的官员称为“阁老”。
②荆山:又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省灵宝境内。
③潼关之东,距潼关西面的华山二百余里。
④莫辞迎侯远:因华州距潼关尚有一百二十里,故云莫辞远。
⑤相公:指平淮大军统帅、宰相裴度。蔡州:淮西藩将吴元济的大本营。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十月,唐军破蔡州,生擒吴元济。
【翻译】
从荆山直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刺史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归来。
【创作背景】
公元816年(元和十二年),唐代诗人韩愈以行军司马身份随军于凯旋途中,即将向华州进发,为抒发胜利豪情而作此诗。
【赏析】
头两句写凯旋大军抵达潼关的壮丽图景。“ 荆山”一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境内,与华山相距二百余里。华山在潼关西面,巍峨耸峙,俯瞰秦川,辽远无际;倾听黄河,波涛澎湃,景象异常壮阔。首联从荆山写到华山,仿佛凯旋大军在旋踵间便跨过了广阔的地域,开笔极有气魄,为全诗定下了雄壮的基调。对比同一主题的《过襄城》首联“郾城辞罢辞襄城”,它与“荆山”句句式相似处是都使用了“句中排”(“郾城—襄城”;“荆山—华山”)重叠形式。然而“郾城”与“襄城”只是路过的两个地名而已;而“荆山”、“华山”却带有感情色彩,在凯旋者心目中,雄伟的`山岳,仿佛也为他们的丰功伟绩所折服,争相奔来表示庆贺。拟人化的手法显得生动有致。相形之下,“郾城”一句就起得平平了。在颔联,诗人抓住几个突出形象来描写迎师凯旋的壮丽情景,气象宏大。当时隆冬多雪,已显得“冬日可爱”。“日出”被采入诗中和具体历史内容相结合,形象的意蕴便更为深厚了。太阳东升,冰雪消融,象征着藩镇割据局面一时扭转,“元和中兴”由此实现。“潼关”古塞,在明丽的阳光下焕发了光彩,此刻四扇大开,由“狭窄不容车”的险隘一变而为庄严宏伟的“凯旋门”。虽未直接写人,壮观的图景却蕴含在字里行间,给读者留下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军旗猎猎,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的大军抵达潼关;地方官吏远出关门相迎接;百姓箪食壶浆,载欣载奔,夹道慰劳王师。
诗的后两句换用第二人称语气,以抒情笔调通知华州刺史张贾准备犒军。潼关离华州尚有一百二十里地,故说“远”。远迎凯旋的将士,本应不辞劳苦。不过这话得由出迎一方道来,才近乎人情之常。而这里“莫辞迎侯远”,却是接受欢迎一方的语气,完全抛开客气常套,却更能表达得意自豪的情态、主人翁的襟怀,故显得合理合情。《过襄城》中相应有一句“家山不用远来迎”,虽辞不同而意近。然前者语涉幽默,轻松风趣,切合喜庆环境中的实际情况,读来倍觉有味。而后者拘于常理,反而难把这样的意境表达充分。尾联“相公”指平淮大军实际统帅——宰相裴度,淮西大捷与他运筹帷幄之功分不开。诗中以“破蔡州”借代淮西大捷。“新”一作“亲”,但“新”字尤妙,它不但包含“亲”意在内,而且表示决战刚刚结束。当时朝廷上“一时重叠赏元功”,而人们“自趁新年贺太平”那是胜利、自豪气氛到达高潮的时刻。诗中对裴度由衷的赞美,反映了诗人对统一战争的态度。以直赋作结,将全诗一语收拢,山岳为何奔走,阳光为何高照,潼关为何大开,刺史远出迎候何人,这里有了总的答复,成为全诗点眼结穴之所在。前三句中均未直接写凯旋的人,在此句予以直点。这种手法,好比传统剧中重要人物的亮相,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综观全诗,前两句一路写去,颈联直呼,尾联直点,可称是用劲笔,抒豪情。由于它刚直中有开合,有顿宕,刚中见韧,直而不平,“卷波澜入小诗”,饶有韵味。一首政治抒情诗,采用犒军通知的方式写出,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激情,非一般应酬之作所能望其项背。
拓展阅读:韩愈简介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后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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