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的原文翻译

　　《师说》作于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这篇文章是韩愈写给他学生李蟠。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韩愈师说原文翻译，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师说

　　唐代：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译文

　　古代求学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地方，就是老师存在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一般人，他们（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不是我所说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方面倒要学习，大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巫医乐师与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与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与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老师（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经文与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鉴赏

　　韩愈作《师说》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与不断实践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年轻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主张。维护先秦儒家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后期，是有现实社会条件。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政治目服务。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现实利益要求。韩愈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成绩；更重要是他不顾流俗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鼓励与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一篇具有进步意义与解放精神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家庭教养与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与仕宦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有礼貌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与“情过”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人格修养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与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奇怪，以至纷纷议论与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他不管人们怎样陷害，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陷害，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青年担忧。《师说》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青年李蟠而作。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陷害者来一个公开答复与严正驳斥。他是有放矢。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各行各业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圣人”没有一定师，孔子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论点，师与弟子关系是相对，“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与弟子关系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陷害者，更可贵是提出了三点崭新、进步“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能力；师与弟子关系是相对，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师。这些思想把师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与弟子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保守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与他后来发展“道统”思想矛盾。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人民性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流布，鼓舞与吸引了更多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顽固“士大夫之族”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职位，第一次被当权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与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因此，它在当时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