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银杏树交易纪实故事

　　常言道，“树挪死，人挪活”，但在山东郯城的树贩子看来，无论是苗圃里栽种的银杏小苗，还是存活了上百年的银杏古树，只要价钱合适，都可以挖出来，然后贩往全国各地。

　　在树贩子卓晖的院子里，胡乱栽种着五六棵银杏大树，毫无生机，树枝干枯，树叶基本被削光了。这都是卓晖花上几万块弄回来的银杏树，树的胸径在40厘米左右。银杏树生长极其缓慢，要长成胸径40厘米的大树，起码需要四五十年的时间。曾经有人出价八万五，但卓晖嫌少。

　　“不愁卖”的银杏

　　不是卓晖贪心，而是在郯城县新村乡的苗木市场上，银杏确实值这个价。银杏树“不愁卖”是树贩子们的共识，每到春秋银杏交易旺季，大型的吊车不分白天黑夜，轰隆隆地作响，大小树木被连根吊起。据郯城县银杏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振学介绍，新村的银杏苗木交易市场，每年能卖出5000万株银杏树，交易额达以亿计。

　　苗木交易刚兴起时，银杏树并不好卖。得益于各地刮起的城市绿化风，苗木交易日渐火爆。自古以来，银杏因其长寿而被视为祥瑞的象征。如果不考虑成本，银杏确是理想的绿化树种，高大挺拔、葱郁庄重，树荫虽不及国槐浓密，但独一无二的扇形叶片，春天蓊蓊郁郁，秋日遍地金黄，极具观赏价值，日常养护也相对简单。

　　但近年来，银杏价格高得让人乍舌，一棵大树动辄十几万。和普通树木相比，银杏的价格最少高出10倍。财大气粗的地方政府并不在意，成本不是问题，银杏价格越高，越显高档，越受青睐。

　　上游城市对银杏的追逐，让下游村庄为之疯狂。在山东最南端的郯城县新村乡，粮食作物全部被拔掉，取而代之的是银杏。即使如此，银杏树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卓家一年都能卖出500卡车银杏，纯利润达到两三百万。

　　近年来，银杏的价格全部呈直线上升状。十年前，胸径40厘米的银杏大树不到1万块；即便五年前，花上同样的价钱，还能买到胸径30厘米以上的大树；但是到了2011年，得花上10多万才能买到一棵胸径40厘米左右的大树。不单是大树，树苗的价格较几年前也翻了几番。

　　交易利益链

　　打着滚上涨的价格，让新村的村民赚得盆满钵满，新村乡不过一万多口人，光私家车就有两千多辆，当地人坦言，整个新村乡都靠着银杏吃饭。

　　深谙经营之道的新村人不会一下子把自家的银杏树卖光，一旦卖光，就断了财路。加上银杏树的价格连年上涨，村民们越发舍不得，每年卖掉的只有一小部分。

　　自家树木毕竟有限，真正赚钱的是树贩子。如果你想要来新村乡买树，根本不可能向苗农直接购买，中间要历经苗圃老板、小树贩子，甚至是出租车司机等整套复杂的利益链条，还得雇用几十个工人，动用大型吊车、货车等设备。新村的男女老少，都能从这个分工严密的体系中，找到生财之道。

　　通常情况下，苗圃老板的利润最高，一车银杏，卖给客户10万，苗圃老板的利润在20%-30%不等，多数苗圃老板一年的纯利润在30万-50万，少数人一年能挣数百万乃至上千万。

　　郯城县的出租车司机的手上都有几十张苗圃老板的电话，他们喜欢跟客户攀谈，一旦发现潜在客户，就会把他们带给相熟的老板，赚取少量的费用。

　　苗圃老板重要作用是一头连接客户，一头连接散户苗农。卓晖在当地算得上是大树贩子，接到客户的订单之后，卓晖就在苗木交易市场上挂上一个小黑板，写上收购信息。

　　小树贩子看到卓晖的广告板，就会去寻找合适的树木。新村存在着几千个小树贩子，他们的资金有限，骑着小型电动三轮车，看到合适的树，就花钱买下来，然后加价200-500元不等，卖给大树贩子，大树贩子再加20%-30%卖给客户。

　　当小树贩子找到一棵大树，无力支付高昂的购买费用，就会把信息卖给大树贩子，赚取信息费。而大树贩子就开始寻找挖掘工人，一棵胸径40厘米以上的大树，需要十来个工人，干上一天一夜。而这些出卖劳力的工人，在旺季的时候，一天能挣300元左右。

　　交易中，大树贩子、小树贩子、苗农、挖掘工、货车司机、吊车司机各得其利。虽然所费不菲，而购买的银杏的客户多数是政府绿化部门和开发商，财力雄厚。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曾建议，多用本地树种做绿化树，能省去这些环节的费用，又符合当地的生态。“前些年，全国都是法国梧桐，这两年都是银杏，很不合理。”

　　日渐稀少的大树

　　虽然银杏种植面积不断增长，但大树渐渐变得稀少。郯城规模化种植银杏不过二十年，苗圃里以胸径20厘米以下的银杏苗居多。胸径超过40厘米的银杏大树多是祖辈留传下来，每家至多不过一两棵。

　　近几年的大树进城热潮中，村民们被许以重金，把自家老祖宗传下来的银杏树连根拔起，卖给城里来的客户。生长缓慢的银杏大树卖一棵少一棵，连树贩子卓有昌也在感叹：“现在的大树可少多了”。

　　今年春节之后，郯城市林业局为了保护当地的银杏资源，给胸径30厘米以上的大树、树龄百年以上古树挂上牌子，禁止这些大树、古树的挖掘和买卖。实际上，早在2009年，国家林业局曾发文禁止大树进城，但在蒋高明看来，由于商业利润的驱使，这张禁令不啻于一张废纸。当买树人向树贩子询问时，他们均表示，只要客户看上了，多数大树照样能挖出来卖。“只有钱花到位了，手续就到位了，绝对没有问题，”卓有昌说。

　　本地的大树不可避免地日渐稀少，活络的树贩子开始把触角伸向外地。每逢淡季，卓有昌就会去湖北、广西的深山里寻找大树。虽然大山里的苗相对便宜，一棵40厘米胸径的大树只需要1、2万就可以买下来，但要运回去，成本要超过10万。“我在广西大山里挖了一棵40厘米的苗，一分钱没花，是老百姓送给我的，因为我花了13万修了条路，把苗运下来，也方便了他们。”卓有昌说。

　　从山里偷运出来的树没有证件，一旦在高速公路上被逮到，前两年只罚200-300元不等，这两年抓得严了，整车树没收。但这些大树，一旦到达树贩子的苗圃里，就安全了。不但如此，还能开出树木免疫证和长途运输证，办好一套合格的手续。

　　办好手续之后的大树，还得动一次手术，大树被连根拔起后，失去了养分和水分供给，只能保留主干，原本的浓密的树叶也要被打掉三分之二。这些背井离乡的银杏树前途还未可知，一般而言，树龄越长，移植的存活率越低。

　　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唐学山看来，胸径15厘米左右的大树苗，完全可以满足城市绿化的需要，“让树安详一点，不要折腾了人，又折腾了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