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上有道题：鲁迅先生写过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这句话反映了鲁迅先生的什么心情？
我有个朋友叫老罗，当年念到这儿就退学了，他说：我怎么知道鲁迅先生写第二自然段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教委知道，还有个标准答案。
我另一个朋友冯唐，找了一个黑店，那儿卖教师参考用书，黄皮儿的。那书不应该让学生有，但他能花钱买着，书中写着标准答案这句话代表了鲁迅先生在敌占区白色恐怖下不安的心情。他就往卷子上一抄。
老师对全班同学说：看，只有冯唐同学一个人答对了。
老罗和冯唐把背标准答案的时间省下来，都早早地干了自己喜欢的事。我属于第三种，没办法脱离又没勇气反抗。课堂上安分守己，一声不出，但什么也听不进去，低头在纸上乱写乱画，考试时对鲁迅先生瞎揣摩一气，卷子上打着红叉发下来。
时间长了，被动消极，每天最后一个到学校，第一个走。
那时候山西的小县城还一片僵冻，离开学校无处可去，没有公交车，没有店铺，没有大排档，没有书报亭。有一个红星电影院，但只有在学校组织看爱国电影时才能进。这里算全城的文娱中心，几个老人坐着小马扎在电影院门口晒太阳，怀里搂着小孩儿。没有猫狗这样的宠物，小孩拿根绳牵着田鼠走来走去，它用后脚站着，前脚端着干馒头吃。电影院门口摆着两个开裂的台球案子，五毛钱打一个小时，有几个小混混，嘴角斜叼着烟，呛得眯起眼，冷风里猴着身子打球，军大衣领子尖竖着，衣角拖在地上磨得黑亮。他们追逐女生时粗糙又凶狠，毫无浪漫之感。
除了这些闲人，大家都待在单位这个形容流水线上产品的数量词，人人嵌在其中。我父母都在文革中辍学，受尽动荡之苦，觉得进不了单位就会变成残次品似的让人恐惧。他们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大学的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分配进铁路局。邻居们都说这工作好，不用风吹雨淋，只要算盘打得快，胳膊上一副蓝袖套，稳稳当当一辈子，还能坐火车不花钱。为了能让我这样生活，父母以他们的方式保护我课外书是闲书，不能看；晚饭时可以看全国统一转播的新闻节目，因为里面可能会有考试内容，在我看来，这还不如看新华字典有意思起码有些汉字长得挺好看的。我吃饭举着工具书看，遭到了表扬，我妈让我妹向我学习。
我对这种生活没什么情绪，因为即便给我自由，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高中时，我妈买了一台红灯牌收录机让我学英语。短波能收到台湾电台，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守着听亚洲之声中广流行网。主持人吴瑞文、谢德莎、沈琬、林贤正、李丽芬、陈乐融我不知道这些名字我写得对不对，但隔了二十年，写下每个名字的时候，我还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我的朋友。有一期节目，沈琬说一个叫黄家驹的人当天意外去世了，播放了他的歌《关心永远在》，她说：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在哪里。说的时候她哭了。
我当时不知道黄家驹是谁，她说得也没什么出奇，寻常情理，但打动了我，那之前没有成年人用这种方式对我说过话。
我第一次想到，原来一个职业可以是这样的。原来，传播是人做的，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
半年后，我考上了铁道学院财务会计专业，干了人生里第一件主动的事到湖南省电台去找工作。领导把我打发走了，因为要当主持人必须学过播音，由国家分配。回到学校，我用磁带录制了一期节目，名字抄袭陈乐融的《另一种声音》，又去了电台，一个叫尚能的主持人听了五分钟，说：今天晚上在我节目里播。他没去征求领导同意，就这么做了。
就这样，我进入了传播行业，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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