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 雄
索南达杰毕业的时候，放弃留在西宁或北京的机会，回到治多县民族中学当了一名老师。他骑马回家乡招了扎多进中学，第一次改变了扎多的命运。
从民族中学到青海邮电学校，扎多一步一步见识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他看到了楼房，在西宁说了4年汉话，经常说得嘴都干了，还兴高采烈。
对于20出头的年轻人扎多来说，80年代是个理想主义的年代，社会里充满了变革的味道。他和朋友们组建了自己的团体“唤醒会”。办杂志、发小册子、上台演讲批评县领导，试图用极其先锋的行为敲打沉闷的县城。
有人打小报告，说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州里派来一位副书记调查。领导看完他们小团体章程，指着第一条说：“小伙子啊，这一条救了你们。”
“唤醒会”开宗明义第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此后，扎多和朋友们申请去民族中学当老师，放弃高收入，要用教育改变家乡人的思想。
他们在学校的改革又一次失败了。
当老师是扎多社会改造计划的最后一步，现在退无可退，他彷徨，看不到前方的路。
妻子博雷看到县农业银行外面张贴的一张红纸，治多县委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面向社会招聘工作人员，兼任西部工委书记的县委副书记正是索南达杰。
扎多和朋友兴冲冲投奔过去，却被索书记劈头盖脸大骂一顿。索南达杰觉得这帮小年轻连在学校这点委屈都受不了，更不可能跟着自己干事业。
他的心很大，包括了可可西里，面积和宁夏一样大的无人区。
扎多倒是觉得，索南达杰虽然脾气臭了点，但是个值得追随的人。从少年时代开始，索南达杰就已经是他的偶像了。他加入了西部工委，成了索南达杰的秘书。直到1994年1月，18个月里他12次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
在亲历者扎多眼中，索南达杰并不是一个如此先知先觉的人，他成立西部工委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开发搞建设。
身为草原的儿子，索南达杰很清楚单靠畜牧业，草原人没办法富裕，一场雪灾就足以让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他把眼光投向了可可西里，隶属于索加乡的无人区，这里有金矿。他成立了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索南达杰是个异类干部：当中学老师，敢违抗上命，让学生把捡来的虫草卖给商人，而不是政府指定的供销公司，因为价钱更高；当乡党委书记，敢不交税，因为牧民实在太穷困，因而被戏称为“索加人民共和国”；作为下级，他敢拍着桌子骂县委书记然后再若无其事地“道歉”；对于他看上眼的领导，再怎么柔顺的话都能说出。
扎多现在想，除了矿产，或许是可可西里的氛围吸引了索南达杰，他实在是个很难融入周遭氛围的人，他太有个性了。
扎多还记得，第一次去可可西里，索书记看的是《工业矿产手册》，边看边说：“你要是没有知识，就变成野牦牛了。”
西部工委成立就是为了开发可可西里，但这个计划并没有执行下去，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
索南达杰手里看的书变成了复印的散页《濒危动物名录》，除了盗金者，他们的敌人多了藏羚羊的偷猎者。
藏羚羊绒毛编织成的“沙图什”，是世界上顶级奢侈品。这个美丽的物种开始成为人类贪欲的牺牲品。
扎多始终没能搞明白，索南达杰何以成为一个环保主义者，这个词在90年代初的青藏高原，显得特别陌生。他把索南达杰的作为理解成因为对家乡的责任感而产生的文化自觉：眼看大批藏羚羊被血腥屠杀，索南达杰内心的藏族传统价值观得以体现：不杀生、众生平等。
当然，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盗矿和偷猎索书记都不能容忍。
1994年1月，扎多和索南达杰最后一次走进可可西里。出发前，扎多扫了一眼吉普车的车牌号“青G0519”，他心里暗自嘀咕，真不吉利——我要救。
索南达杰骂他：“分明是我要金。”
车队行进不久，遭遇一大伙盗猎者，经过一场枪战，将敌人全部拿下。枪战中盗猎者司机被击中。他把扎多悄悄叫到一边，叮嘱回去汇报要统一口径：“一定要说是我打的。”
扎多心想，你要抢功啊，分明是咱们的向导开枪打的。索南达杰告诉他：向导是老百姓，如果说是他打的，回去会被人报复，咱们是政府的人，回去没人敢找事。
为了照顾伤员，索南达杰临时决定，让扎多和司机带着伤员提前回去，他带着队伍押着大队盗猎者。
临别时，索南达杰把所有的子弹留给扎多，告诉他如何从草地和冰块上辨认方位，如何寻找北极星，还警告了扎多带走的有病盗猎者：“如果动了他一根毫毛，我下辈子不做书记了，专门抄你的老窝。”
几经波折，扎多的吉普车爬到了五道梁。
而索南达杰，一位难以定义的英雄，最后寡不敌众，与盗猎者殊死搏斗后牺牲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怒目圆睁，保持着射击的姿势。在零下几十度严寒中，化成了一座冰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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