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次全连召开动员大会，由营教导员在会上动员部署开展“一打三反，深挖5.16运动，宣布由团部工作组到连队领导运动，有七八个外来成员组成领导小组。知青们对开展运动虽已有见闻，但见此阵势正规吓人，也不免惴惴不安。大家赶紧以班为序，班长在前，副班长押后，自带小板凳，5分钟内，全部端坐于四面透风的食堂里，鸦雀无声，大气也不敢出。
“红五类”子弟和表现较好的本连知青，组成了运动领导小组下设的工作组，俗称为“革命动力”。被点名的，一是有历史遗留问题的老农工，一部分劳改人员、被监管人员；二是怀疑有“现行”问题的个别老干部，及家庭出身不好，平时表现落伍的知青。这些人被上挂下联，成为运动的“革命对象”和批斗重点。直到今天，我们都年届六旬，还有同学回忆起当时受到的委屈，心中不平，耿耿于怀哦！
在办学习班的空房里，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苦海无涯，回头是岸”之类的白纸黑字标语口号。
白天，重点对象被监管下大田“监督劳动”，晚上由工作组领着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铭投降书》之类攻心文章，而后就是无休止地写检讨，天天至至深夜。
关键时侯还要开个“宽严大会”、“大批判会”。所有人员回各班 “背靠背”写“检讨”和“揭发材料”。也可以揭发别人；如自己不坦白而被他人揭发出来，罪加一等！
一个阶段，团部来一次宽严大会。我清晰记得，一位苏州籍的老场工，前几天我还在医院看见他颤颤巍巍挂盐水，竟然就在那次枪毙之列。大家蜂拥围观，亲眼看着一声枪响，一大摊鲜血喷射溅出，横尸田头——至今我不知道，此人何罪！！！
平时有点小偷小摸行为，唱过听过《知青之歌》，看过《第二次握手》；有吃喝玩乐资产阶级思想的，知青男女之间有个人情感隐私的，祸不单行时，也不放过。
人人都要“过三关”，早请示, 午对照，晚汇报，这是连队雷打不动的定律。每天出操，连排干部集中点名教育，出工排队时，班排长点评说教，每天晚上六点半过后，班排召集开会学习要斗私批修一场。
搞运动期间，小会天天有，大会三六九。全班战士集中到一个宿舍，挨个坐在床沿上、小凳上，或两人合坐在一根扁担的两头上（扁担擱在水桶上代木凳坐）。每人都要“斗私批修”，逐个过堂。哪怕是头脑中的“私”字一闪念，都要“灵魂深处的革命”，把它暴露出来，供大家深挖狠批。
当江南苏州已是杨柳青青，桃花盛开的明媚春光，苏北大平原还是一派冬季景象，寒冷的西北风，“小风天天有，大风三六九”。
三四月，排灌河的薄冰刚刚融化，地里露出丝丝青草，防风林泛起绿色，田间野兔乱窜，野鸡鸣叫的时侯，我们就开始筹划春耕春播。
每年的三月底至四月下旬，是农场大田棉花播种的繁忙时节。一场“春雨贵如油”过后，棉苗纷纷破壳出土，进而转入了棉花生长田间管理期。
“三夏大忙”（夏收、夏种、夏管）在春耕春播忙完后，随即紧张开始了。
在那追赶太阳的日子里，这边麦子尚未割完，那儿又要拔蚕豆。水稻秧田也从5月底芒种开始忙乎，一直要忙到6月底插秧完毕。
棉田里锄草、打顶心、追肥、治虫、喷农药等活儿频频告急。棉田锄草不能“猫盖屎”，锄草不断根，太阳晒不死，一淋雨水复又生，起不到锄草目的。
水稻田活儿正紧，翻田、灌水、插秧。水稻插秧不能插“氽淌秧”，未插入土的秧苗，浮于水面不能成活。
每天晨曦微露，就是出工下田劳作之时；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才是收工的信号。一天到晚在农田里弯腰曲背的劳作，一天干活长达十三、四个小时，天天与太阳赛跑，日日和星星共枕。每天周而复始，循而往环……。
秋收秋种季节转眼即到。收棉花是不能“满天飞”的，收过的棉花壳里不准留有“羊尾巴”和“鱼眼睛”。花与壳黑白分明，看上去必须一清二楚。
棉田套种冬小麦，轮番着翻地、开沟、下种、施肥。用铁锹打洞，在棉田行距间播种蚕豆。
冬季是兴修水利的旺季。农场地处沿海滩涂，盐碱地的改良主要靠开河排水、挖沟利墒，利用天然雨水冲洗，一点一点排出盐碱成分，一步一步提高土地肥力。
平时一年四季都要搞农田排灌式水利建设。棉田间每50米挖一条墒沟，每一条田间隔100米，有两条各长1000米、宽3米、深1.5米的条沟，这是农场大田水利管理特色工程。 一年四季只要下雨或田间农活稍微松懈时，连队就要见缝插针安排开条沟、理墒沟等水利劳动。
当你抬头聆听天空南飞雁群鸣声时，一年一度的十天探亲假，人人盼望的回城梦想也就即将来临。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召开后，农场全面落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改造盐碱地，开垦荒滩地，开始了大面积旱田改水田工程，大力种植水稻。同时，利用棉田套种了许多冬小麦、玉米、豆类、薯类、花生等经济作物，以提高亩产。
记得每年六月“三夏”大忙，都伴随梅雨一同来临。“三夏”季节，天公不作美，连续一个月下雨，把已经收割登场的麦子、蚕豆全泡在水里。几天下来，出现霉烂，损失惨重。
团部下了死命令：一定要雨中夺粮，确保胜利果实！让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雨大的时候就在仓库摘豆、脱粒，雨小一点就下田抢收，再把水淋淋的豆麦秸抢运回脱粒，弄得大家一天几身泥水，身上没有干的时候。
运回的豆麦又不能堆放，只能摊在仓库里凉着。知青宿舍的地上、床上都铺满了。我们都把床拆了当作脱粒的敲板，宿舍当作打麦场，“噼噼啪啪”没日没夜脱粒。
许多人疲劳得站在那里也会睡着，只听扑通一声，才发现人已经倒地。那人被惊醒后，一骨碌爬起来，又似醒非醒继续投入脱粒战斗。
为了减少霉变损失，团部命令“为革命吃蚕豆”。在“为革命吃蚕豆”的日子里，连队规定每人每顿只供一两米稀饭，其余全部吃蚕豆代主食。
炊事班也动足了脑筋，食堂做到顿顿有变化。如：蒸蚕豆、煮蚕豆、炒蚕豆、五香豆；甜的、咸的、辣的、干的、湿的等，变换着各种口味吃。吃饭时吃，休息时吃，把蚕豆用各种容器装着，带在上班路途吃，各种吃法均有。
吃得人肚子胀鼓鼓的，老是打嗝，看到蚕豆就怕。
吃得我这辈子也忘不了啊！
当年新洋农场以种棉花为主。
棉花关系国计民生, 那时棉布统一配给,每人每年发一丈六尺布票,半斤棉花票。
棉花生长需高温、干燥、沙质土,这与农场气侯、土质条件相符。
七月盛夏，棉花约有半人高，开始显花蕾。早上先开淡黄色花,慢慢变深黄,再变粉红色，乳白色等，一天要变几种颜色，很好看。老远望去，就像是十七、八岁亭亭玉立、花枝招展的大姑娘，脸上不断绽放着幸福笑脸，人见人爱，漂亮极了。花谢落后，花締下长出了碧绿的棉桃，棉桃一直长到鸡蛋大。此时，棉铃虫开始大肆吃棉桃，此时一场全面灭杀棉铃虫的虫口夺棉艰巨战斗打响了。
夏季最苦的农活要数治虫。要与虫斗，与烈日斗，与剧毒农药斗。白天头顶40多度烈日，两人合抬一桶用“1059”、“1605”剧毒农药喷打治虫。这农药毒性很高，我们捉了蛇、青蛙往瓶口里一熏，就马上昏死过去了。但棉铃虫的抗药性是越治越强，我们只有加大药量，增大毒性杀伤力，才能确保治虫效果。
通常前面一人用双手拿着两只铜喷头，负责开关喷雾器喷洒农药，后面一人负责不停地为喷雾器打气增压。走路速度与散步时速相同，一个来回2000米（条田长2公里）要花上25分钟。烈日当头，每天至少在高低不平的棉田地垅里走上十三、四个来回，天天如此。
男生上身只穿一件汗背心，或干脆赤膊，下穿一条西装短裤或田径裤，汗水、农药水弄得半身湿透，湿了晒干，干了又湿。
女生们较矮的，几乎棉花与胸齐高。一个来回，人就象从河里出来似的，浑身都是湿漉漉的。所以，都用一块塑料薄膜拦腰围起来，扎紧在腰部，起到防水作用。自然走路的速度也受到了限制。
那时有的女知青比较要强，例假来了也不休息，又不围塑料薄膜，不顾一切，拼命干活，有时走在裆部出现“走红”现象，曝露了隐私还不知道。无意中看到的男生却感到羞涩，又不好意思开口明说，只当没看见，或做些提示性的小动作。直到从对面擦肩走过的女知青发现后，才捎过来一句：“看你‘大姨妈’来了，你还不知道！”煞时，真够把女知青呛个脸红耳赤。
有时通宵喷洒农药，打完一块田，再换一块，通宵达旦，要打三个条田（300亩）棉花，走十八个来回。当从挂满露珠的半人高的棉花地里，摇摇晃晃地走出来，我们赶紧摘下令人窒息的沾满农药的口罩，拍掸着浑身上下、头发、眼睫毛上沾满的“六六六”粉，拖着重如铅铁的脚步，来到了河边码头上。
六月的男孩无人管，晚上的男孩就更不用管。大家放肆地脱下浑身湿透的衣裤和鞋子，一个个光着屁股，哼唱着小调，卟通、卟通地跳下河。下河清洗后，头脑清醒了许多，长长地舒出几口大气，饥渴时，还捧起咸涩的河水往嘴里灌了几口，什么有毒有害，已全然不顾。
排河水在月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粼粼波光，静静地洗刷着我们劳累的身体，带着农药味向东慢慢地流淌。四周漆黑一片，农场的夜，静得令人毛骨悚然。不远处连队的营房在漆黑中无声地沉睡着，黑色长龙般的防风林和露雾漫漫的棉田里，偶尔传来几声受惊的野鸡和猫头鹰的鸣叫声，划破了万籁俱寂的星月夜空。
此时，我们正在河里尽情仰望着遥远的星空，有的光着身子，躺着享受炎夏深夜微风的凉爽，陪伴我们的是夜半三更治虫劳动带来最本色、最廉价的放荡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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