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9日,我受邀在哈佛大学就企业社会责任发表演讲。
据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受邀在国际上讲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为什么是第一个呢?我的分析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历史太短。反之,我的这个“第一个”,标志着中国企业至少在这一个领域的国际舞台上话语权的强势崛起。
与自己较劲而非与人斗争
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当我们“与别人较劲”的时候,收获的是零和游戏。当我们“与自己较劲”的时候,你赢我赢,没有输家。
20世纪的中国,我把前半叶看作负数,后半叶看作正数。战争,人死物伤是减法;和平,国泰民安是加法。
最近60年,我把前30年看作虚数,后30年看作实数。前30年有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外斗修帝主义,内斗地富反坏,生产力的创造自然也就退居“二线”了。后30年虽有竞争却没斗争,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解放,我们成为全世界最为耀眼的.一个“增长极”!
下一个30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怎么处理?“和谐”就是硬道理。
先富的累赘与后富的便利
先富有先富的累赘,后富有后富的便利。西方人过去购买过的东西,像房子和贵重物品,现在就不需要购买了。而我们中国人过去没买过这些东西,所以现在购买力就旺盛。
西方人富了,富有富的副作用,食利阶层逐步扩大,许多人是在“用钱挣钱”,那种为工作“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原始图景”在他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但我们没有钱,我们还得艰苦创业,我们还得把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挖掘到最大化,“别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得走”,这正是我们可以后来居上的理由。
众所周知,新建企业的设备一般总是比先建企业的设备要前卫一些,而先建企业又不可能一夜之间把所有的旧设备统统扔进垃圾场。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间也往往面临着同样的际遇,这也是后来居上的理由。
我们中国创业者最大的幸福,就是坐拥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而且,你对这个市场的脉搏最有可能把握得最准。所以,当你做成了中国第一,就有机会成为世界第一。
行为标准与动机标准
在哈佛打嘴仗,有提问者说美国公司“如何如何负责”,中国公司“如何如何不负责”。我说,当中国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时,你们还没建国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公司管理层有过多次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宜用“行为标准”,而不宜用“动机标准”。
不管跨国企业,还是中国公司,只要你做了好事就行,我们最好不要过分琢磨它背后隐藏的动机。因为探讨动机没有意义,因为同样一件事你可以推测出一万个不同的动机,孰是孰非?其次,如果做了公益有收益,那叫“好人得好报”。如果做了公益的人和不做公益的人统统获得一样的回报,就等于好人不得好报。好人得好报,天公地道,难道好人不得好报,你才高兴?并且,做公益也要讲可持续发展,如果只有公益没有收益只出不入,那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只能进行单向性乃至一次性的“断头公益”。而只有形成“公益——收益——公益”的良性循环、永续循环,才能完成可持续发展的“千头公益”、“万头公益”。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存在“公益背后有收益”与“公益背后无收益”之分,也存在“有限公益”与“循环公益”之别。
因此,讨论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谁更“善”,答案不重要,只有一样东西最重要,那就是中国人的责任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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