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是听到“砰”的一声，接着是一阵呻吟。我和妻子赶紧冲出门去，发现我们12岁的女儿躺在车道上，一条腿在身子底下。
当天的早些时候，因为她所犯的种种“罪行”及拒不认错的恶劣态度，我们决定把她关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关门的时候，我看见她的嘴唇紧紧地抿着，眼中射出愤怒的目光。后来，出于一种反抗情绪，她想从窗户爬出来，结果却摔了下去。幸运的是，只扭伤了脚。
“好了，这下她起码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到处惹祸了。”在从诊所回家的路上，妻子长吁了一口气说，“而且，我想她得到了教训。”
我从后视镜里观察着女儿。还是那对紧抿着的嘴唇，还是那种反叛的眼神。“我们也得到了教训”，我说，“那就是我们的孩子成了个小疯子。”
“我不是疯子。”后座上一个声音咕哝着。
“好，那么你说，一个毫无理由就从二楼的窗户往下跳的人是什么?”我反问。
那天晚上，妻子对我说:“我能理解你很生气，但你不该那么说她。”
“我想，我有权利这么说。”我答道，“她做的事，只有发了疯的人才做出来。她可能会摔破脑袋或摔断脊椎。然而对我来说，更可怕的是，我想她根本没意识到，她可能从此就变成一个残废。”
我心里乱糟糟的，不想再谈下去。于是我独自走出家门。想好好想一想。可我想得越多，心里就越乱。
“女儿到底怎么了?”我站在一条宽大的马路旁问自己，一辆辆汽车从我面前疾驶而过，我忽然意识到，我那12岁的疯疯癫癫的女儿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冲进那几乎没有间断的车流中去。
突然，一件早已被忘却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12岁——不错，正是12岁。
我12岁时，我们家住在纽约市的东鱼克林区。我们一伙男孩子——大约五六个，每天放学都乘地铁回家。
我是个聪明的孩子，却并不擅长运动，我的朋友们也都跟我差不多。我们从来都做观众——不论是哪种男孩子们的运动。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自己创造了这种游戏。我们叫它“海岸线大!”每天放学回家时我们都要玩一遍。
铁路在布鲁克林区的大部分线路都是在地面上架设的。坐在车厢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铁路两旁的一切。站在站台上，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列车在半英里外的前一站徐徐启动。
这就是游戏开始的信号，我们大家马上跳下站台，站到铁轨上，把双手支在齐胸高的站台上。我们就这样站在那儿，喘着粗气。盯着逐渐向我们驶来的列车。然后，我们一个接一个爬上站台。最后一个上去的就是胜利者。
我总是输。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失败者的群体里，我也是最糟的一个。有一天，我发誓一定要赢，尽管吓得要死，我也还是坚持了下去。
火车越来越近，其他的孩子陆续爬上了月台。火车只有半个街区远了，我的最后一个对手也放弃了。当火车开始鸣响汽笛的时候，我用手在站台上一撑，准备爬上去。
可是，我的肩膀突然抽筋了。我狂乱地向朋友们呼救，但是火车的汽笛声掩过我的叫声。“你赢了”，我看得出他们在说，“还想怎么着?”
火车已经开始进站了，终于有一个孩子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上衣，另一个男孩子也过来帮忙。他们俩一起把我拽了上来。
我还记得，火车擦着我的脚脖开了过去，其实，我所感到的也许只是一股气流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再晚半秒钟，我就会失去双脚。
什么是疯狂?什么是愚蠢的冒险?
我转过身开始往回走。“为什么?为什么孩子们要做这种疯狂的事呢?”
接着，我又想起了一件往事。我从部队退役后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可我入学时，只有教育指导一门课还没有停止注册。我无可奈何地去上课，却发现这是一门蛮有意思的课程，而且任课的是一位相当有能力的教授。
在第三周，我们被要求分析一个有关一个捣蛋的中学生的事例。他有几门功课不及格，而且差不多犯过所有曾记录在案的错误——逃学、在大厅里打架、在洗手间里抽烟，甚至还威胁一位批评他的教师。
我们该拿这孩子怎么办?我们的反应都很消极。绝大多数人建议请一位青少年犯罪心理学专家对这个孩子进行治疗。我们几乎都认定这孩子将来不进监狱也得进精神病院。
“这是个真实的事例，”教授说，“你们也许想知道这孩子后来究竟怎么样了。我对他的一切都一清二楚。你们看，我就是那个年轻人。我确实曾毫无理由地做过许多愚蠢而疯狂的事情。”
“愚蠢?疯狂?”我记得自己当时想，“像跳下站台一样愚蠢吗?像和疾驶的火车玩捉迷人游戏一样疯狂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个胆大的同学问，“是不是一个好心的心理医生帮了你?”
“不，”他说，“但是我的确很幸运。有一位老师每天放学都和我谈上半个小时。他能理解别人无法理解的东西。他知道我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我害怕。他知道我也想摆脱坏名声，做个好学生。从那以后我一直尽我的可能做一名像他那样的教师，我终于做到了。”
“我请求你们千万不要忘记，你们的工作是帮助学生树立起责任感——而不是对他们那些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的错误进行判决。希望你们能记住，未吃一堑即长一智，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困难的——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所以请对他们宽容一些。而且，看在上帝份上——千万不要放弃希望。”
推开家门时，我的头脑中还回响教授恳切的请求。我似乎又感到一股强烈的气流从我右脚边擦过。
妻子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你看上去好多了。”她说。
我充满信心和希望地走上楼去。我要告诉女儿，在很久以前，曾有一群男孩子，他们有一种游戏叫做“海岸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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