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在夜晚路过中餐馆的时候,心想着怎么有人这么不怕苦。
他们在晚上十一点还大敞着门,煎炸煮炖,洗洗涮涮,一对小夫妻忙活着七八个人要做的事,让旁边数家九点就打烊的当地餐厅显得冷清,而想必第二天他们又要顶着日出,去买菜上货,切菜备肉,招呼顾客,算账关门…三百六十五天,生活就是这样重复着每日16个小时的辛苦。
在新西兰,中餐馆大概是最辛苦的营生。
做穷学生的那两年,我在很多中餐馆打过工,老板通常都是移民了几十年的人,个个是精明能干的角色,常年驻扎店内,一切需亲自把关,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一点,必定第一个出现最后一个离开,从不问辛苦。
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些身价百万千万的人要继续做一份操足心的生意,他们本可以在豪宅中在游艇里安享晚年,却要把人生投放在不肯停歇的事业里。
记得刚来新西兰的时候,认识一个六十几岁的阿姨,明明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一人是博士一人有自己的生意,她却偏偏要找一份超市包蔬菜的工作,和青壮年站在冷库里干粗活,每天整十个小时,带着一副不输给任何人的劲头。
她午饭要吃两大碗,喜爱和年轻人说起过去的日子,“我出国那阵子岁数就不小了,离了婚,带着一双儿女,因为不会英文,国内带来的文凭全都用不上,只得给人洗衣做饭,从早到晚,支撑一家人活下去。”
每当有人问起,“阿姨,你的儿女那么有出息,你还出来打什么工?”
阿姨说,“总是怕回到过去那样的生活,才一直不敢松懈啊!”她眼光掠过年轻同事丢掉的饭菜,心痛地说,“浪费就是造孽啊!”
让人突然想到那些中餐馆的小老板和老板娘们,如此辛苦,大概是因为:
那营生,曾是他们唯一所能抓牢的东西。
我在看一本书,是关于某国难民偷渡到各国的实录。
那书中写道,那些想逃出战争的人,把全部积蓄压在一个逃亡的计划上,连夜赶往一艘超载的小船上,在充满屎尿呕吐的船舱内,任由海浪的冲拍,就这样被上天安排了生或死的命运。
那些逃亡的人中,有怀胎七月的女人,有护着三个孩子的年轻母亲,有年迈虚弱的老人,有一夜长大的少年,他们轻则遭到暴风的袭击,重则受到海盗的掠夺,女人受到奸污,男人受到暴打,婴儿被抛下海,奄奄一息的老人被咧着嘴的海盗一剑结束生命,那剑抽出来,都是生命的颜色。
那些幸存的人在陌生国家的繁华里登陆,或澳洲或美国…不再回头看向家的方向,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却不久后用双手建立生活。
外媒赞扬他们顽强,却不知道经历过死的人怎怕活下来。
这本书中有三十几个偷渡家庭的故事,我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偷渡而离开家乡者的后代,都成为了社会的精英,他们成为商界人才,有名牙医,大学教授… …人们再无法把流动在上层社会的他们,和历史画面中那些偷渡而来的饥饿的孩童联系在一起。
想起曾在电视中看到有人采访社会精英的难民父母,“您是如何培养他们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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