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阔樯稀波渺茫,独凭危槛思何长!
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
《升庵诗话》载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明代的“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是个顽固的“诗必盛唐”派,“尝言宋人诗不必观”。有一天,杨慎抄了四首诗给他看,并问他这是何人诗。何看后不假思索地就说:“唐诗也。”其实这四首都是宋诗,其中有一首就是寇准的《江南曲》。诗曰:“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苹香散东风起。惆怅汀州日暮时,柔情不断如春水。”这首诗气象阔大,感情缠绵而真挚,确有“唐诗”的风韵,遗憾的是何景明一味尊唐抑宋,差一点把寇准埋没了。结果招来杨慎的一顿讥讽:“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
这个故事意在为宋诗“正名”,批评了一些人对宋诗评价的偏颇。不过,何景明也并不是诗的门外汉,他把这几首诗看成是“唐诗”,固然有他“不观宋诗”态度偏激的一面,但也有他毕竟看出了这些诗中唐人气象和风格。如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和评价寇准乃至宋初的某些诗人的诗作,就会比较中肯。
寇准(961~1023),字平仲,下邦(今陕西渭南县东北)人。北宋前期著名的宰相,民间流传许多关于他的故事,如寇准背靴,寇准罢宴等。他是个有着多方面才干的人物,不仅有着忠贞廉洁的品格和杰出政治才干,诗文写得也很好。七岁时随父登华山所写的五绝:“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就传诵人口,被目为神童;十四岁时所作的一首《寓居有怀》:“疏林频落叶,孤僻继离骚。独坐闻鸿远,闲吟见月高。梦回更自永,思苦夜何劳。寂寂西郊内,披衣听海涛”已可侪入宋初佳作行列。寇准与宋初山林诗人潘阆﹑魏野﹑“九僧”等为友﹐诗风近似﹐被列入晚唐派。其五律如《冬夜旅思》之类﹐情思凄婉﹐确实很有贾岛诗的风味。他的七言绝句意新语工,最有韵味,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书河上亭壁》),“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夏日》)等,情景交融,清丽深婉,都是值得玩味的佳作。有《寇莱公集》七卷存世(《两宋名贤小集》本);《寇忠愍公诗集》3卷(宋知河阳军范雍初刻、有序,清代有圣香楼刊本及辨义堂刊本)。
《书河上亭壁》写于真宗咸平元年(998)五月,寇准在被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又出知河阳军之时。诗前原有序,序云:“予顷从穰下移莅河阳,洎出中书,复领分陕。惟兹二镇俯接洛都,皆山河襟带之地也。每凭高极望,思以诗句状其景物,久而方成四绝句,书于河上亭壁。”
穰下即邓州,今河南邓县。太宗至道二年闰七月,寇准知此州。河阳即河阳军,今河南孟县、孟津、夹滩及沁阳县一带。真宗咸平元年(998)五月,寇准在被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又出知河阳军。“分陕”即是“分陕而治”的意思,《公羊传.隐公五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后来“分陕”就成了出任地方官的代名词。陕州、河阳、均濒临黄河,附近又有嵩山、茅山从东西两侧下控西都洛阳,形势险要。寇准出知两地,经常登临观览,指顾吟咏,积久而成四首七绝,分别吟咏春、夏、秋、冬四时之景,并书于黄河边一个亭子的墙壁上。这是其中的第三首,吟咏黄河秋景。
这首诗以写景为主,全诗四句,有三句皆是景物描写,其构图上最大的特点是画面宏大,线条壮阔,色彩斑烂。首句“峰阔樯稀波渺茫”虽着眼于远山、帆船、河水,但对这些物体并不作工笔细描,而是用“阔”、“稀”、“渺茫”状其空寂博大。这种画面对欣赏者来说,可以产生两种效果;一是由此寥廓而生“壮美”之慨;一是以此空寂而有惆怅空虚之感。
三、四两句“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亦是写景,仍然用写意的笔法。就景而言,这是第一句的继续,就情而言,这是第二句的补注。“萧萧”、“疏”与“樯稀”互补互应,“一半”与“独凭”又机契暗合。所有这些状貌的形容词使用的结果,使笔调空灵,境界幽阔。这些形容词看似重迭雷同,但就是在这一笔又一笔的抹盖下,悽婉之情浓重欲溢了。
这首绝句的第二个特点是把自然之景和人的感慨紧密结合,因此使画面带有更多的“写意”的色调。诗的第二句“独凭危槛思何长”即是对上句“峰阔樯稀波渺茫”的感慨抒情。与描写的宏大壮阔之景相比,诗人所抒发的并非慷慨豪迈之气,而是惆怅凄婉之情。不少分析文章都认为,这里采用的是反衬法:“景美而情恶”。认为这是由于寇准在澶渊之战立下殊勋后,遭到王钦若等的嫉妒打击,加上为人“与人无城府,接物无崖岸”,“喜风干,善议论,不但多次得罪了太宗,更招怨于同僚。因此,他始终有用非所宜之慨,此时虽被真宗赏识进为尚书工部侍郎,但立刻又‘分陕’于地方,这不能不使他对自己的前途产生疑虑,这就是‘思何长’的内涵”。因此诗人面对大好河山,抒发自己叠遭小人攻讦,被放外任,壮志难遂的苦闷之情。其实,这是由诗人后来遭王钦若等人陷害,流放海南的人生结局而产生的主观臆测。因为此时的寇准不但没有壮志难遂,相反因为立储之事备受太宗恩宠,并受登上帝位的襄王(英宗)万分感激,准备膺于重任的人生上升期。我们只要大略考察一下当时的背景,就不难得知:当时宋太宗在位日久,一直未立皇储。
这件事也一直是令太宗头疼的事情。因为太祖赵匡胤死后,按照兄弟二人在母亲面前的约定,由弟弟赵匡义(太宗)践祚。太祖之子德昭要等到太宗百年之后。因此太宗传位,就面临两个选择:违背当初誓言,立自己的儿子;还是违背自己心愿,立太祖的儿子。当时一般大臣都讳言立储一事。大臣冯拯曾上疏请立皇储,被太宗贬到岭南。从此朝野上下很少有人再敢议论此事。寇准刚从青州还朝,入见太宗。太宗当时正患足疾,让寇准看过伤情后,先是深情地询问:“你怎么现在才回京?”接着便问起应立谁为皇太子。寇准已猜到太宗这次召见他的目的,早已成竹在胸,但并没有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他告诉太宗:为天下选择国君,不能与后妃、中官(太监)商量,也不能与近臣谋划,应选择众望所归者立为太子。太宗低头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轻声问道:“襄王如何?”寇准心中暗喜,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第二天,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确立太子后,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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