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解放后的表现让人遗憾--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正因为这种种表现，他身后的是非也就多了起来。郭沫若所以有这样的"荣幸"，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对名位的孜孜以求--"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为了得到心目中的名位，他当然只有先付出自己作为文人的横溢才华和铿锵文辞了。
事实上，郭沫若对名位的争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让人大开眼界的表演，各位不妨一看。20世纪初是周氏兄弟脱颖而出的年代。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新文坛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而新文化运动是由《新青年》倡导和主持的。
作为《新青年》杂志中期的主要作者，鲁迅和周作人虽未从一开始就投入新文化运动，在运动中也没有担负领导的职责，但由于他们发表的小说、杂文、文学评论等，不但显示了以新道德批判旧礼教为核心的"思想革命"的锋芒和威力，而且显示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的最大成绩，因此，人们都把他们当作新文坛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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