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的文化选择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人格最复杂、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人格最复杂、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有研究者甚至慨叹对郭沫若的聚讼纷纭“恐怕会延续到以后的世纪”①。整体上看，郭沫若在会通中外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建构、定型的生态文化人格，对其创作个性的形成与演变影响至深。可以说，正是生态人格与政治人格的颉颃互竞，形塑了郭沫若深具世纪性特征与文化复杂性的人格结构。具体而言，这种生态文化人格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中外文艺融冶的浪漫诗心、四方八面展拓的球形天才、文化创造激荡的青春品性。对郭沫若而言，这种独特的创造人格具有坚实的世界观意义，它深层建构了作家的心理及文格，因而成为破解“郭沫若现象”的阿里阿德涅彩线。

　　一、中外文艺融冶的浪漫诗心

　　(一)传统诗学与人格塑形

　　郭沫若的文化人格定型于二十岁之前的国内生活。在这段生命弧线上，郭沫若主要完成了旧学根底的训练与古代文艺的研习，孕育了素朴的诗性人格与主情的个性气质。特别是母亲的“诗教”与塾师沈焕章的“诗刑”(从对对到作诗)，在幼年时期就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郭沫若坦言，私塾期间熟读四书五经的唯一好处，便是“教人能接近一些古代的文艺”。①按照沈先生教诲，他从读《诗品》《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起步，逐渐登堂入室，遍览历代名家。其中，历代诗作中尤以《诗经》、屈原作品与唐诗对其影响最大。他青睐《诗经》中带有浓郁原始风味与民间生活气息的《国风》，喜欢屈原雄浑的诗品与人品，酷爱唐代诗人王维、陶渊明、孟浩然、李白、柳宗元的诗，“特别是他们对大自然的诗意描绘和富于幻想的浪漫主义诗风，更引起他极大兴趣”，②他曾评价陶渊明、王维的诗有“深度的透明，其感触如玉”，③称誉李白诗篇富于神思奇想、色彩绚丽。在诗学方面，他表示发蒙时读得最早、最喜欢的《诗品》是其诗学观的“原型”。正如他后来所申明的：“在十岁以前我所受的教育只是关于诗歌和文艺上的准备教育。这种初步的教育似乎就有几分把我定型化了。”④在这种诗艺陶冶下，郭沫若初步形成了对中国古典诗学两大主导诗风——冲淡与雄浑的欣赏与偏爱。

　　刘毅青指出：“中国诗学是从自然审美开始，对自然的直观构成了中国人的审美起点。同时，中国诗歌的想象是一种自然的联想，想象并没有脱离自然的直观，想象与直观之间并不是对立的，这在中国诗学就表现为比兴艺术的高度融合。”⑤显然，早期郭沫若的诗学取向、心理构造也可从自然审美、感性直观等生态视角得到确认。马秀琴就认为：“感受大自然诗性的内蕴和品格，是郭沫若作为诗人的一个突出特点。”⑥故而当乐山、成都的“新式学堂”无法餍足他对新学新知的渴盼，古诗、古文就成了他泄愤排忧、安妥灵魂的最后栖居地。不仅如此，日常生活中他还以古诗为媒，风流自命、倜傥不羁。这不仅加深了他与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的原有联系，更强化了他与自然、与抒情文学的感情共鸣。郭沫若曾对这段国内求学生涯作过如下总结，“这使我在四川陷到了二十岁，类似强迫地奠定了我的对于旧文艺的基础。”⑦刘易斯(Lewis)认为，“在社会和地理流动几乎不存在的时期，以及文化变迁速度很低的时期，文化趣味与社会阶级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趣味是在孩童时代和青少年时代获得的，在长大成人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①”郭沫若在留日之前，在川省的生活环境大致就是一潭死水，而在他性格形成的青少年阶段，就身处这一较封闭的文化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早年文化趣味、人格精神的终身性。正因如此，当青年郭沫若来到社会和地理流动频繁，文化变迁速率加快的邻邦日本时，尽管能够与那里崛起的和上升的文化风格相匹配，却未能根本改变其饱读诗书的才子性格。故此，十年留日期间，他弃医从文的动力，译介、效法世界文豪的眼光，向“东方未来的诗人”(田汉语)的跨越，“开一代诗风”的文化资本(如浪漫主义、自然本位、艺术直觉、宇宙意识、生态情结等)，无不可证之以中国抒情文学的诗学尺度，或可由此追溯其创造的灵感与源头。

　　(二)世界文艺与“六经注我”

　　郭沫若与世界文化(文艺)的渊源可追溯至童年时代。戊戌变法后，欧风美雨洗礼神州大地。塾师沈焕章锐意改革、引进新学，采用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国文等新式教科书，在峨眉山下的偏僻乡陬“独能开风气之先”。②此外，家塾中还有省城读书的兄长所采集的《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新学书刊;在乐山读书期间，有机会阅读梁启超译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严复译的《天演论》与《群学肄言》、“林译小说”等，他对《迦因小传》、《英国诗人吟边燕语》(通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感印很深，尤其对司各特(Scott)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通译《艾凡赫》)发生“铭感”，称该书对自己后来的文学创作倾向“有决定的影响”③;在成都求学时，通过学校的英文课本读到美国诗人朗费洛(Henry Wadsworth Lorgfellwow)的《箭与歌》，令其领悟到“诗歌的真实的精神”。④然而，在郭沫若的性格塑形期发生的这种影响尽管深远，但相较他留日期间对东西方文化的广博汲取，国内所受的世界文艺陶冶则更多地体现在导引层面。 　　东瀛留学期间(分为东京时期、冈山时期、福冈时期)，特别是从冈山时期开始，郭沫若大量阅读了泰戈尔、海涅、歌德、席勒、雪莱、惠特曼等人的诗作，以及北欧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并编译了《泰戈尔诗选》《海涅诗选》，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雪莱的《云鸟曲》《西风歌》等诗作。他倾心泰戈尔诗作的清新平易与创作的泛神论，醉心海涅诗歌的“丰富的人间性”与“近乎自然”⑤的情调，亲近歌德的泛神论与“主情主义”，喜欢席勒历史剧对诗意真实性的强调，推崇雪莱“从心坎中流露出来的”⑥诗风，陶醉于惠特曼《草叶集》那雄浑、豪放、宏朗的格调……显然，上述文学巨匠之所以为郭沫若所钟爱，是因为二者之间有着较为相似的艺术个性，有着发生“视域融合”的文化交集，即他们都相当重视自然审美意识与生命意识，极具生命创造个性、浪漫抒情气息与生态整体主义精神。卢卡奇曾以国别为单位对此作过如下阐释：“任何一个真正深刻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个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⑦郭沫若接受世界文艺的“期待视野”无疑也可作如是观。也只有从艺术家主体性质出发，我们方能理解为什么“在众多的西方文学流派和灿若天上星辰的西方文学家中，以惠特曼、歌德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浪漫主义流派，对他的诗歌创作影响最大”①。正是在会通中外诗学资源的美学体悟中，他跨向了更高的诗学追求，既不满足“诗丽而不雄”的海涅，也不满足“诗雄而不丽”的惠特曼，而以雄丽兼备的歌德为典范，在与时代精神的关联中“杂取种种”，“化”出了一个全新的抒情主体，这个主体“爱自然的壮美，也爱自然的幽远”，“爱自然的欢乐、奔腾，也爱自然的恬适，清宁”②，这个主体横绝天宇、变化万千、气势磅礴、激情四射，向外能吞下宇宙，向内能自噬其体，一如诗人所创造的“女神”“凤凰”“山岳”“海洋”“太阳”“宇宙”“天狗”“匪徒”，掌控着超越所有时空的绝对自由、无限活力，不仅实现了对“雄”且“丽”的诗美追求，也实现了伟大诗魂对晦暗人间的无穷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