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郭沫若是怎样的呢?主要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来?
叛逆
1963年11月,郭沫若一家从北京西四大院胡同五号搬进气势恢宏的前海花园(占地七千平米,前身是和坤私邸的前院),外人看来风光无限,实则危机四伏。就在这一年夏天,郭沫若最钟爱的儿子郭世英中断在北大哲学系的学业,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起因是他与几名“反动学生”结诗社,讨论文学甚至政治问题。碍于其父声望,郭世英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自愿名义下放。
郭世英是郭沫若众多子女中最充分继承父亲才情的,也是最反叛的。周末回家吃饭时,面对满桌菜肴,他会发出挑衅的感叹,表现对“特权”的不满:“唉,要是把这些菜带回学校里慢慢吃,该多好。”有一次,郭世英邀朋友牟敦白到家里玩,在门口巧遇郭沫若。郭世英知道牟敦白极其热爱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新诗,他指着自己父亲的背影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也许这只是儿子针对父亲的无心叛逆之语,但近年来,许多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对晚年郭沫若发出了类似的反思式评价。从五十年代末直至去世,郭沫若写的大量宣传时事、歌颂领袖的诗词,在艺术价值上难与青年时代作品比肩,有些几乎令人费解。
失子
1967年4月,郭沫若与于立群的三子郭民英自杀。郭民英自幼爱好音乐,1964年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将家中一台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结果被批判为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崇拜“洋名古”。郭民英深受打击,退学入伍。他的自杀没有征兆,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当时分析,他患了类似抑郁症的疾病。
1968年4月19日,已经从农场回京、在北京农业大学继续学业的郭世英,突然被农大造反派绑架关押,由头仍然是五年前的反动诗社案件。当天晚上,郭沫若将和周恩来一起出席活动,于立群再三嘱咐他,见了总理务必汇报世英被抓。但当时,全国陷入混乱,周恩来已焦头烂额,郭沫若到底没把这件事说出口。他黯然回到家中,进院已是深夜,全家都没睡,都在等着他的消息。于立群情绪一下子崩溃了,反复质问郭沫若为什么不跟总理说。据他们的女儿郭平英回忆:“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父亲解释的声音是颤抖的,他只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然后就说不下去了,从妈妈的房间走回他房间了。”
仅仅三天之后,农大传来消息:“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26岁的郭世英从楼上摔下来,双手捆在背后,粗麻绳已嵌进肉里,全身伤痕。周国平来到逝去好友的家中,看到客厅里,于立群坐在沙发上痛哭。“透过窗户,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正弯着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盘,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
后来,郭沫若长时间一个人在书房里,用毛笔在宣纸上抄录儿子的日记。宣纸被装订成册,他整整抄了八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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